两当起义代表性遗址与习仲勋复信虎志道

两当起义是习仲勋等同志在中共地下陕西省委领导下举行的陇原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目前对起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文献和实地的调查研究,两当起义代表性遗址——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虽几经辗转,但终于保留至今并得以修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纪念馆其价值将会越来越大。其中展示的重要史料——习仲勋给虎志道的复信,是习仲勋同志论述两当起义的唯一专文,此信成因以及信中所述"两当兵变"称谓和对两当起义正名,还有信中提及的几个重要人,都可以分别细致探讨,以便把两当起义研究推向深入。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志道传统的兴衰

传统的中国教育曾经包含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勇气的学者的目的,而孔子正是这个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如果这个传统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回这个传统,又以什么方式发扬光大这个传统呢?

赵孟頫与元初北方士人的“游艺志道”思想

赵孟頫出仕大都以后,他与北方士人的交往折射出了普遍的心态,即"游艺志道"思想。赵孟頫及北方文臣对于"志道"思想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达济"之志。他们以宗经的方式来实现为己的内向型的"道",然后将所涵养的经学要义放在"有用"的层面去推崇,从而通过自己的政治权位来实现"道"的价值和自己的理想。在"道用"思想的影响下,"游于艺"的思想也出现了革新,古之"六艺"变成了诗文书画,赵孟頫及北方文臣将之作为一种悟道的手段,"游"即参悟体道,是物我相合的过程,这也直接促使了赵孟頫及元初北方文臣形成了"艺道相合"的思想。赵孟頫及北方文臣治国用世思想的受阻,将"道用"的理想与志趣移植到书画艺术上,诗文书画不再简单的体现士人的情感意趣,更承载了一份理想、志趣的重量。

李志道治疗偏头痛28例

李志道是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学教授,从医50年,临床经验丰富。李志道教授以胆经四透为主穴治疗偏头痛疗效显著,介绍如下。1一般资料28例为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保康医院针灸门诊就诊患者。男12例,女16例;年龄21-65岁;病程最短1个月-10年。诊断参照2004年国际头痛协会（IHS）标准。

孔门“志道”思想刍议

孔门的“志道”思想,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过至为深远的影响。在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今天,对其进行客观的、审慎的探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将有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义明建设。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其作一粗疏的勾勒并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道”和“志道”孔门所谓的“道”,外延相当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它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相当多的学科领域。仅就其最主要最基本的范畴而言,既有“忠、孝、仁、义、礼、智、信、和、恕、中、权”等数个。概而言之,孔门所谓的“道”。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从管志道《大学》诠释看晚明“朱王之争”

作为晚明阳明后学的中流砥柱,管志道依循学界共识即由《大学》介入和“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注解《大学》,先后完成《重订古本大学章句合释文》《古本大学辨义》和《石经大学测义》,以著述宏富、体例多样显立于晚明之际。在《大学》文本上,管志道既否定朱子的《大学章句》,亦不遵从阳明推崇的古本《大学》,而是声援和更补石经《大学》,形成特色鲜明的“管氏改本”。在《大学》义理上,管志道辩难朱子和阳明,重申《大学》主旨在于述“帝王之事”而非“士庶之学”,围绕《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形成“双谴双取朱王”的学术立场。从管志道由经典诠释来回应时代思潮来看,“朱王之争”在晚明已然与经典诠释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尤其是其主导的“双谴双取”的学术方案自成一家,成为解决“朱王之争”的一条相对客观、可行的路径,为我们构筑晚明“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乃至管窥晚明的学术格局提供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指向体认文言文志道的课堂学习——《唐雎不辱使命》教学活动设计

文言文阅读的最终目的在于体认其所言之志,所载之道。文言文课堂学习活动设计应当将“文言”“文学”“文化”有机链合,教授“言”的部分时,可用联想法创设记忆情境,唤醒学生学习经验,跟文本建立对接;用融贯法对“文言”进行学习涵泳,挖掘驱动词搅动“文学情致”的况潜玩味,最后落点在“志道”的体悟认同。

体道行志:刘勰文学本原论

《文心雕龙》是贯注着刘勰哲学性思考的文学纲领。刘勰志在经世,以撰著入道见志之子书的态度、注经的严谨与诚挚,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力探文学本原,在文学场阈实践其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并且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全书,将形而上的高远追求与形而下的表现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体大虑周的巨著,为后世揭示了伟大文学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有其裨益。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

《十道志》辑佚的新资料

《十道志》是唐代地理总志,早已亡佚,存世者仅有清人辑佚之作。今于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又寻得其不同于辑本之佚文若干,可为《十道志》辑佚提供新的资料。

江西省南昌市基督教志道堂 以“爱国爱教、服务社会”为理念 深化宗教中国化的实践

南昌市作为江西的省会城市,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之路上,在江西具有“勇争先、作示范”的作用。以南昌基督教志道堂为例,自1982年恢复开放,志道堂积极探索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弘扬正信正行,带领广大教牧同工和信教群众走三自爱国道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特别是近年来,志道堂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以“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理念积极实践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志于道:张养浩隐而再仕之必然性探析

元代名臣张养浩归隐云庄八年后又毅然再仕,这一看似偶然的选择实际昭示了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轨迹,即作为士而言对道义的坚守与担当。正是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贯穿了张养浩出处进退的每一步选择,勾画出他完整的仕途人生。其隐而再仕,也正是这一理想驱动下的必然实践。

明大德重在“忠诚、志道、明辨、知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忠诚、志道、明辨、知止"等思想精髓,可以为当下党员干部修好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旗帜鲜明、立场笃定的"大德"提供一些有益启示。要"尽忠竭诚"。"忠诚"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被看作最崇高的道德规范,也是为官从政的根本。《忠经》中讲:"天下至德,莫大乎忠。"最至高无上的"大德",就是忠诚。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狂鼓史》与“祢衡骂曹”——从徐渭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改写看其“士志于道”的批判精神

徐渭的《狂鼓史》是在《后汉书》及《三国演义》祢衡骂曹故事的基础上,剪裁、再创作的结果。经过艺术的加工,徐渭的再创作赋予了"祢衡骂曹"故事以新异的面貌,使剧作显现出豪荡狂放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徐渭的性情息息相关。此外,徐渭的再创作凸显出"士志于道"的批判精神,这与徐渭深浸中国士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士志于道”与中国文学精神的个性

中国有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恰因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明才绽放着无限绚烂的魅力;恰因这一传统的卓尔不群,才使中国文学精神张扬着异于西方文学的特征——"气"之魂:或悲壮之气,或悲怨之气,这就是中国文学精神鲜明而坚强的个性。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