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新旧中西之间——从《忘山庐日记》看近代文人戏剧审美情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包含看戏评戏的丰富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戏剧审美情趣。他一方面强调戏剧要以忠孝感人,另一方面又强调戏剧要有韵味,揭示"诙谐"与"严重"两种性质,作出了某些带有近代意义的思考。他给优秀戏曲艺人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又不脱与乾旦交往的旧习,但其中又体现了对人的某种程度的尊重。他欣赏京剧,又欣赏民间曲艺和外国演出,体现出审美情趣上雅俗、新旧、中西的接近与融合。这一切都与近代中国特别北京、上海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甲午前后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的接榫——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中心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切入点,通过个案分析,管窥甲午前后孙宝瑄的思想变化,考察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如何接榫。经世思想与西学接榫点:一是理性辩证的态度,西学中源的方法;二是以"道势易位"、"君民之隔"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三是以"三世进化说"看待中西不同阶段。最后得出三点启发:一是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二是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视野;三是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

名人日记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忘山庐日记》所载《红楼梦》读札为中心

作为晚清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楼梦》阅读的细节片段。孙宝瑄一方面从自身“悟道”需求对《红楼梦》作出“证道”诠释,另一方面,又强调《红楼梦》阅读批评应带有社会启蒙的考量。当针对孙宝瑄自身的“悟道”修炼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侧重强调修炼心性的自我消遣与调节作用;当针对古代小说的当下流传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凸显“君子得之固躬”的教化价值。这种基于特殊缘由及选择性记载的日记写作模式之于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应充分注意阅读个体诉诸文字时对自身阅读心态的展现及其有意回避的深度分析,且应多方注意日记记录的社群性阅读习惯或社会维度由此导致日记所隐含的多重意义导向,以便细致考察阅读个体在阅读小说文本与记录小说文本见解之间的视角取舍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差异,避免过分夸大日记的研究价值、乃至出现阐释的简单化研究。

《忘山庐日记》蕴藏的戏曲文化信息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蕴藏着近代戏曲文化的丰富信息,从中可以具体感受19世纪、20世纪之交北京、上海戏曲,特别是京剧演出的盛况,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等著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艺术,汪笑侬等人改良戏曲的可贵努力,北京、上海戏曲传播环境的差异及各自特色,以及两地京剧票友的活动。对于这些戏曲现象,孙宝?作出了文化阐释,而他的阐释也体现出近代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特点。

佛学与戊戌前后知识人精神世界的重构——以《忘山庐日记》为个案的分析

戊戌前后是晚清知识人心灵秩序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期,佛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对这一时段知识人佛学兴趣的高涨、政治文化思潮与佛教思想的交涉、儒学内在调整过程中的儒佛关系均有翔实的记录。从《日记》中亦可考见:就思想的形上超越层面而言,在"哲学"学科最初构建的晚清时期,佛学与中国古代心性之学、西方哲学心理学传统结合,造就了佛学色彩浓厚的,以"心物图式"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就思想的社会政治层面而言,春秋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中坚,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日记》对知识界中流行的"三教三世"、"未来净土"等论题有较丰富的记载,由此可见,佛学对清末公羊春秋学的渗入,佛学丰富了维新派政治变革的理论内涵,强化了他们人类精神自我救赎的政治信念。

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以《忘山庐日记》研究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丰富的私人日记,这些日记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更加多样性的史料来源。正如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一经出版便受到学者们的认可,并将其作为研究孙氏个人甚至于清季士人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私密生活的特殊记叙文体,作者的主观思想会对日记的客观性造成极大地影响,在此基础上的历史研究其真实性也就难以保证,所以日记的史料价值在史学界一直备受争议。该文将以关于《忘山庐日记》之研究为例,探究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应用价值。

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的“封建”观

《忘山庐日记》是清末官员孙宝瑄的私人日记,孙宝瑄是一个酷爱阅读的官员,和梁启超、严复等人也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读书心得,不但有中国的传统学问,也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孙宝瑄对于传统词语"封建"的理解就体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本文将研究孙氏从中国传统的"封建观"到用近代西方"分权"、"自治"理解"封建"的思想过程。

《忘山庐日记》中的李伯元资料

上海图书馆所藏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抄本,内有不少珍贵的近代文史资料。孙氏又名渐(1874—1924),字仲玙(愚、瑜),浙江钱塘(杭州)人。经学家孙诒经之子,民初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弟。此日记又名《梧竹山房日记》,其中有数则谈到李伯元,足资考证。今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辛丑五月二十四日(1901年7月9日),雨。往习东文,适松林他往,因至大马路亿鑫里,遇李伯渊(元),谈犁园中评语甚多。伯渊(元)

戊戌政变侧记——读《忘山庐日记》随笔

本文引用一位对戊戌维新同情者的日记资料，把１００年前康有为等为谋求中国富强而发动的社会改革被腐朽势力所绞杀的一个侧影，重现在读者面前。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清末官员背离政府的成因探析——以孙宝瑄为例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官员纷纷倒戈,这一结果的生成与清末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失败有关。如邮传部官员孙宝瑄,竟然是一个强烈的政府反对者。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的民主观念的支撑。至于其民主思想的成因,则来自于包括人际交往、书刊在内的西学网络。孙宝瑄并非个别现象,他是时代的缩影,我们从其心路历程中可以洞悉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原因:舆论失控。问题不在于西学的传播,而在于传播的方式——有序还是无序、传播的内容——有选择性还是无选择性,及方向的引导。正是由于舆论的失控使得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员群体也思想逸轨,伴之而来的则是统治基础不是扩大而是萎缩,包括原本可资借助的非政府资源亦渐次荡然。如此窘境,清朝政府的灭亡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人际交往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对其探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内容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研究则较为乏见;解读文本往往着意于其文字表象,并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主要与其人际交往网络有关,这其中之重要者如孙宝琦、邵季英、宋茹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宋恕思想简论

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又更名衡,浙江平阳人。就政治倾向而言,宋恕属于维新派。同时,他也是一位在戊戌前后有过一定影响的思想家。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宋恕的地位影响自然不如康、梁、严、谭,但是他的思想很有特色。通过对他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对戊戌思潮以至近代启蒙思想有更为全面、丰富的认识。

书刊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存在问题有二:一是对其利用多是借助以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探究较为乏见;二是文本解读往往是着意于其文字表象,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孙宝瑄所著《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瑄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与其所处时代的书刊网络不无关系。以甲午战争为界,孙宝瑄所读书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之前侧重于国学,之后则心仪西学,这一变化,充分显现出当时西学网络的渐次形成对孙宝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晚清政治风云中的吴保初

晚清政治风云中的吴保初丁放在晚清政坛上，有一位官职不甚高，为官不甚久，且享年不永，但知名震朝野的奇人，他就是与济田谭嗣同、义宁陈三立、顺丰丁惠康并称为“清末四公子”的庐江吴保初，保初（１８６９—１９１３年）．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人称北山先生①。...

清末民初婚姻变迁述论

婚姻是组成与维持家庭的基础.在一般意义上讲,婚姻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缓慢地变革;变革的总的趋势是由野蛮的、半文明的状态向文明和高层次文明演进.因此,婚姻的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

松寿抗旨利商

《清史稿(二五六)松寿传》云:“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年晋山西按察使。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按:松公于宣统三年秋在闽浙总督任内死难,为清末荩臣。其布政江宁时,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其轶事云:

面孔

孙忘山(宝瑄)曰:“凡大英雄出任天下事,必备六体,何谓六体?一曰脚跟,二曰肩膀,三曰面孔,四曰手段,五曰眼力,六曰肚量。缺一不可”(《忘山庐日记》下,1031页)。 予按:此极重要,脚跟者,立须牢也,肩膀者,担得起也,面孔者,善变幻也,手段者,泼且辣也,眼力者,看须准也,肚量者,量宜大也。 忘山又曰:“或问面孔云何?答曰:所谓生旦净丑四种之面孔也,必神其变,乃能有济。

关于《男女交合新论》

《朝花夕拾·后记》中提到一本叫做《男女交合新论》的书,《鲁迅全集》未注。无意间在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362、363页)

孙宝瑄卒年考

孙宝瑄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对于其卒年,学界一般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忘山庐日记》所引“前言”与“序”,认为是1924年。但这一说法与孙宝瑄的生平并不相符,且所引资料本身也存有表述不一之处。兹据《忘山庐诗存》,并参阅其他相关资料,重新探讨,而认定孙宝瑄卒于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