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权时代的忠义伦理悲剧——基于对《赵氏孤儿》《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比较研究

古典文艺作品大多是集体累世之作,因此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民众的精神冲突与共识的结晶。忠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众多古典文艺的基因和血脉。从精神史的角度看,其大体上经历了《赵氏孤儿》的"主奴"式忠义,《三国演义》的"主臣即兄弟"式忠义,《水浒传》的"法权"式忠义三个阶段。《水浒传》正是全面总结与反思忠义伦理的集大成之作。《水浒传》中的人物,对于忠义的理解不尽一致。作者不仅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精彩演绎,还对忠义伦理的悖论和"治术"本质给予了大胆的揭露。同时也批判了正史"忠义传"激发出来的英雄入史情绪。法权时代,忠义伦理中的落后思想正在被追求平等的公义精神所取代。连接忠义的基本伦理关系也由主奴、主臣即兄弟演变成为法权下的"共体"。法权以公共性、平等性、社会化的力量,张扬了个体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活力,增进人们对于封建忠义伦理的反思。《水浒传》作为忠义伦理在法权时代挣扎与没落的回响,终于凝结成为一种氤氲式的悲剧情感体验。

缘何是经典和史诗?——《水浒传》对于忠义伦理的横议

孟子认为,"横议"是"处士"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言说。但在金圣叹这里,横议却被提升为"文学何以存在"的命题,是文学通向经史的品格与方式。横议论认为,文人著书是对天子著经、圣人著史的呼应和补充。文学由于能够横议经史而获得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文学应当发挥横议经史的作用,达到破道与破治的效果。忠义是《水浒传》的核心伦理信条,也是主人公的精神支柱。但是,忠义本身不仅存在伦理冲突的问题,而且还难以摆脱被异化的轨迹。《水浒传》告诉我们,一方面,忠义已经从形而上的理念被幻化为彼岸的宗教;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不断推出"正史忠义传",赋予其伦理历史的正当性。从而给宋江等人造成"思与史"的多重思想禁锢。《水浒传》以悲剧手法实现横议封建忠义伦理的目的,在精神实质和精神历程的意义上表达了对于民众生命存在的关怀,完成了再造经典和史诗的使命。

《水浒传》与忠义伦理悲剧的形成

忠义本来是两个伦理系统的“后天”整合,是辩证否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不仅没有对此予以澄清,反而企图遮蔽忠与义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促成了忠义伦理的“宗教化”,另一方面又炮制出了“正史忠义传”,赋予忠义以历史的“合理性”。这就给中国民众造成了“思”与“史”的双重精神桎梏。忠义伦理作为一种“治术”,其实都被文艺作品给记录和揭露出来了。在中国精神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广大民众的忠义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赵氏孤儿》中的“主奴”式忠义观,到《三国演义》中的“主臣即兄弟”式忠义观,忠义的内涵实现了由“个体”到“家”再到“国家”的思想递进。但是,忠义的矛盾及其悲剧色彩始终挥之不去,反而越发强烈。《水浒传》作为总结反思忠义伦理的集大成之作,赋予了不同忠义观表现、磨合、斗争的机会。进而以“悲剧”的艺术方式,突破了“天道、家国、君主”一体同一的忠义伦理顶层设计,遂开启了从忠义到公义的精神路径,更彰显出对于民众生命存在的关怀。《水浒传》揭露了封建忠义伦理的欺人本质及必然没落的整体趋势,推动了“氤氲式”中国悲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