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玉美乡望碑看林七“忠义军”抗俄斗争

集安市城西南70多公里的大路镇大阳岔村有一座乡望碑，立在村北路西，正面朝东。据当地老年人介绍，这里原有一座大庙，庙前有石碑。《集安县乡土志》载：大路大阳岔有一座关帝庙，当即指此。1983年5月文物普查时，乡望碑碑身立在原处。6月27日运回市博物馆保存。

忠义军与《忠义水浒传》

宋元之际,民众为什么崇拜宋江三十六人,龚开为什么要为他们作赞,周密曾替他透露了一点"深意",就是期望抗敌复宋。一百年前,胡适根据七十回本《水浒传》,就指出两宋偏安,中原失陷,民间产生了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至今不少研究者都发挥这一观点,把忠义军看作宋江起义军的原型,已成多数人的共识。但《水浒传》里屡称"大金"而不涉金虏、金贼等文字,不谈宋金联合灭辽的史实,不提太行山的首领而只谈梁山泊的聚义,当是元朝人回避和删改的结果。对南宋忠义军的活动进行分析,大致可以说明"替天行道"的深意,为《忠义水浒传》的得名做出解释。

红袄—忠义军与“益都李氏”之生成新考

本文试图跳脱传统"王朝关系"的视角,聚焦于金元之际的红袄—忠义武装本身,以厘清13世纪前期山东两淮地区政治力量的演变脉络。受地缘、人际关系与政治环境的共同影响,南下的山东红袄军分化为三个武装群,形塑了两淮忠义军的力量格局和以"北人"为核心的人际网络。在这一格局中,李全武装最有效地利用了南宋因素,从而能够在山东中东部扩张,并积极利用地方政治、文化资源,建立起具有自主性质的、真正"秩序化"的统治。就地方社会权力实态而言,大蒙古国时期的"益都李氏"世侯在降蒙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它的生成史是金元之际华北政治秩序转变的一个独特面相。

关于忠义军抗俄斗争时间的断限问题

如何研究和确定忠义军抗俄斗争时间的断限,特别是其下限,是近几年来争论较大的问题。它的确定,不仅关系到忠义军和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忠义军和六合拳的关系问题。一九○○年。

我对“忠义军”抗俄斗争中两个问题的看法

清代光绪末年,活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忠义军”,是继义和团之后,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坚持时间最长的自发抗击沙俄入侵的反帝爱国运动。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忠义军”抗俄斗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但有些问题,如“忠义军”抗俄斗争的时间断限,林七(即林成岱)是不是“忠义军”的首领之一等问题,还是众说不一。下面根据我所掌握的档案史料,就上述两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宋代忠义思想在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历来重视对忠臣义士的褒扬,把他们作为正面英雄人物,或树碑、或立传,借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在二十四史中,自《晋书》开始,专列《忠义传》,后代史书接踵仿效。有些断代史虽无专门的《忠义传》,但其内容不乏对忠义人物的大力讴歌。《明史·忠义传》所谓:“从古忠臣义士,为国捐生,节柄一时,名垂百世,历代以来,备极表章”。这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的论断。 不过,从二十四史所写的忠义人物里面可以看出,内容很庞杂。

莒县马鬐山出土南宋、金、元之际有关“红袄忠义军”的文物

1960年5月在莒州古城东南七十华里的马鬐山北山脚下莒县中楼人民公社刘家峪生产队,社员在锄地时发现了五件铁制文物,计有:(1)六耳生铁锅一件(图1)。通高34.5、口径51、厚2.5厘米,最大腹径53.5厘米,重63斤。除口部有带状纹四条外,全身是素面。底部呈黑色,是当时使用时经火烧过的痕迹。全部完整无缺。(2)双耳三足平底生铁炉一件(图 2)。通高19、口径38、厚1厘米,足高9.5、耳高5厘米,炉深4.5厘米。

略谈有关忠义军抗俄斗争的几个问题

忠义军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后期在东北地区涌现的一支抗俄义军。它是由义和团余部和几支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的抗俄义军联合组成的。1901年冬忠义军失败后,其中的义和团余部又同反清“仇洋”的秘密结社团体——六合拳结合在一起,坚持抗俄反清的武装斗争到1902年8月。忠义军、六合拳的抗俄斗争,是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使忠义军抗俄斗争的历史真面目逐渐清晰,弄清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正确阐明它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意义。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从何而来

《水浒传》里渗透着忠义思想,这是尽人皆知的。它的主要表现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按受招安,去打方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等等。明代的《水浒传》刊本,无不冠上“忠义”二字,称为《忠义水浒传》,有的干脆称为《忠义传》。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为什什会如此突出地宣扬忠义思想?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应如何评价?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水浒传》是很有必要的。《水浒传》所以具有忠义思想,与它成书的年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的几个问题

李宗勉为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有关李宗勉的传记史料有《宋史·李宗勉传》与《咸淳临安志·李宗勉传》,通过对比,可知后者为前者的直接来源;《历代名臣奏议》收录有李宗勉三封奏议,这三封奏议均是抄录自《宋史·李宗勉传》;关于李宗勉与史嵩之二相之间的矛盾,除了长期以来关于御蒙方略的和战分歧外,主要集中于对蒙输送岁币问题与会子称提政策推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人事任免问题;在朝野关于红袄军的处置争议中,李宗勉为在京官员中首位上疏面奏反对继续招抚红袄军的大臣;李宗勉为宋理宗朝前期宰相群体中综合评价最高的一位。

《水浒传》宋江形象的性格特征及其渊源

《水浒传》宋江性格特征包括三个方面:忠义观念、侠义精神和盗贼气质。忠义观念源自南宋忠义军抗金活动,民间"说话"和戏曲将其汇入宋江故事,文本叙述者竭力渲染,遂成为宋江性格的重要特征。侠义精神中的仗义疏财、结交豪杰源于游侠郭解,侠义精神中的替天行道出自民间"说话"和元代水浒戏。盗贼气质是宋江史实和民间传诵交互而成。

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

贾涉在宋金蒙三国势力交错、兴替时期,在处理边防、流民及涉外事务方面表现卓越,贾涉的成功,在于他能掌握时势,适切地执行宋廷的政策巩固边防,接纳、处理山东忠义军,利用这批武力成为恢复故土和救援危急的主要力量;进而观察时势变动,推动联结蒙古的外交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变动不定的大时代中能出人头地、晋升高位的因素。忠义军与李全势力的发展,对贾涉功业的影响最大。他对忠义军采取利诱和分化的手段,在初期颇能得心应手,但随着李全势力坐大,裂土割据之心转强之后,使贾涉穷于应付,竟致心力俱疲,显示他的作法与朝中决策不一致,加上奥援不足,陷于难以掌握时势的困境。

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年考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以下简称《永》词)的作年至今仍有争论。自近人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指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以忠义军掌书记奉表归朝,以嘉泰四年知镇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以为是嘉泰四年即公元1204年的作品以来,唐圭璋、夏承焘和胡云翼先生都宗其说,

试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特点

试论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特点郭桂兰在关内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影响下，东北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犹如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地席卷了整个东北大地。北至黑龙江畔，南到渤海湾头，西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东达长白山林区，到处燃烧着“杀逐洋人”、“保国灭洋”的熊熊烈火。...

关于《水浒传》与“招安”的再认识

招安是《水浒》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蜒”。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遗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因为它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爱情情感。因此,它构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本文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统一的文艺批评的原则,考查一下《水浒》招安之说的由来;招安政策在宋元社会所起的作用;招安情节在《水浒》中的美学价值,提出了招安有“理”的观点。和这观点相关的,又得出了征辽、平方腊是梁山英雄的功绩的结论。可能谬误流传,愿就正于学者与读者。

史弥远当政时期南宋对金政策之演变——从嘉定和议到联蒙灭金

真德秀等士大夫对"嘉定和议"自始至终心存不满,金朝在蒙古打击下迁都汴京,为南宋提供了变更和议的契机。围绕岁币问题,朝廷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嘉定十年,宋金战争爆发,史弥远意欲求和,引发了大规模三学生运动,迫使其彻底放弃和金政策。嘉定十二年以后,南宋联合外部势力反击金朝。绍定改元,史弥远在对外政策上由进取转为收缩。绍定四年以后,金朝进一步衰弱,忠义军也投向蒙古,外部局势完全向有利于蒙古一方倾斜,无奈之下,南宋只得走上了联蒙灭金之路。

关于《水浒》若干问题的看法

自南宋起,陆续出现有关“水浒”问题的记载。元杂剧里面更有不少以“水浒”中人物为题材的剧本,虽然多数不传,但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到明代,《水浒》一书问世后,不断引起论者的注意,自明至清以至民国,评论《水浒》的文字陆续有所发表。解放后,《水浒》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重点研讨的对象。这些文章都意图用新的观点来考察有关《水浒》的资料,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水浒》一书的复杂性,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上,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例如《水浒》一书的编写过程的问题,结构问题,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招安问题,宋江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乃至对《水浒》全书的评价问题,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综合的、进一步的研讨,也就不容易取得比较明确一致的结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