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野下宋江醉题诗词忠义说研析

宋江于浔阳楼醉题诗词一节,引起了文本内外的古今广大读者的极大争议。在互文性视野下,结合“官逼民反”的主题设置和“凌云志”“丈夫”等关键词语在小说内外中的意义表达及其他相关情节来看,两首诗词正是宋江忠君之念的集中展示。其一词一诗分别对应着“替天行道”在招安前后的两种表现。

忠义缘何在水浒?--李贽的豪杰观与《〈忠义水浒传〉序》之再解读

《〈忠义水浒传〉序》是《水浒传》主题解读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文字,然而关于该序深层内涵的解读尚难以让人完全满意。李贽眼中的豪杰往往有着强烈的入世情结、鲜明的侠之气概与超凡的能力要求,而水浒英雄恰好完美地符合了李贽心目中的豪杰标准。在万历二十年(1592)的历史背景下,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对于梁山英雄的崇拜,不仅指向文学世界中的人物,还和张居正、梅国桢、林道乾这三个历史人物密切相关。李贽此文的写作目的是想通过对江湖之盗的高扬,来反衬朝廷能力之不足,进而曲折地表达一种对于朝廷用人的抨击与批判,并在其中表达李贽自我的人生寄寓。

《水浒传》主题批判及“改邪归正”说的确立——兼谈金圣叹对明清两朝《水浒传》主题的影响

自《水浒传》诞生以来,对其主题的总结是多种多样的,明、清两朝甚至对《水浒传》的主题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联系小说的具体情节来看,各种说法都存在着以偏概全或过于模糊的倾向。以"改邪归正"来概括《水浒传》的主题则是比较全面的。明清两朝之所以对《水浒传》的主题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金圣叹贯华堂本的问世起着相当大的影响。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者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 ,“不愤则不作” ,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 ;后者是对小说主题的概括 ,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 。

论张岱对《水浒传》的接受

张岱与《水浒传》关系密切,曾序水浒绘画、评水浒小说、题水浒牌赞、载水浒演剧、写水浒杂剧、观水浒传奇、听水浒说书、记水浒雕刻,接受方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当时并不多见。这些接受活动主要发生在明亡以前,几乎不涉及民族意识。有关接受活动的记载,保留了文学、美术、戏剧、民俗、说唱、雕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张岱对《水浒传》文本的接受,在艺术方面,高度赞扬其艺术技巧;在思想方面,鲜明主张“忠义”说,强调惩恶除奸、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张氏“忠义”说虽非新论,在天启、崇祯年间却有着独特的意义,值得关注。

论李卓吾、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形式,来源于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等方式。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间批等方式,就是在经学评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批评方式到宋代发展成熟。当时与朱熹齐名的是吕祖谦,他的《古文关键》就是用评点方式解释古文,详细批点了文章的命意、布局、用笔、句法、字法等,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到南宋,又出现了一位评点大家谢枋得,他的标准方式,人称“叠山法”。其《文章规范》,虽为应举而选,但其批点却颇为中肯。其中对韩愈文章的评析,细致入微、透辟通神,成为后人评点的典范。进入明代,以评点谈诗论文者不可胜数,特别是李卓吾、金圣叹重视了小说、戏曲的评点,为提高通俗文学在文坛上的地位,推动其蓬勃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突出的贡献在于他们先后评点了《水浒》,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他们各自在评点《水浒》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思想和改革精神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所暴露出来的缺点问题也应给予正视。

《水浒传》是表现农民起义的吗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是什么？历来有“忠义”说，有“反忠义”说，有“农民起义”说，不一而足。下面介绍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