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向忠奸斗争的结构转换及其文化意义

在古代叙事文学中,以民族冲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随着情节的发展,初始构置的民族矛盾渐趋淡化,汉民族内部的忠奸斗争逐步上升为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作品内在结构由民族冲突向忠奸斗争转换的独特文学现象。这一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特定历史阶段的通俗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现。这一现象的结构功能在于彰显和强化作品的忠奸斗争,文化意义则在于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政治伦理角度理解、说明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传统思维定势。这种传统思维定势累积深厚,其认识论基础是汉民族的道德自省意识和仁政思想传统、"以德怀远"与攘外安内的史传传统、内敛固本的社会发展意识。我们在今天分析这一现象,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传统的忠奸斗争持有更为全面、正确的认识,应特别重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体现进步的历史观。

论《说岳全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忠奸斗争主题

忠奸斗争,是中国古代忠臣义士与权奸邪佞区别对应的重要伦理尺度.《说岳全传》和《杨家府演义》两部英雄传奇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武装冲突时,汉民族中的爱国忠臣和叛国奸臣之间为国家兴亡、百姓安危而产生的剑拔弩张的抗争.

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变与忠奸斗争

赵氏孤儿故事主要讲述春秋时代赵氏惨遭灭门而后复立的传奇故事,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忠奸斗争意识。宋代以前从君臣矛盾突出到后来以君王尊、为君王讳的转变,使得忠奸斗争渐渐凸显;宋元时期忠奸斗争融入了家国沦亡情绪,上升到关乎国运存亡的高度;而明清二元对立模式的忠奸斗争,使这一时期的赵氏孤儿故事具有浓厚的忠奸斗争色彩,忠君思想得到极端化的强调。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

在明清文人传奇中,大多数历史剧和时事剧都呈现出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这种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在明清文人传奇作品中,由人物、情节、背景和风格基调等层面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从人物看,主要人物无非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忠臣义士,一是权奸邪佞,如《宝剑记》里的林冲与高俅父子,《鸣凤记》里的杨继盛等“十义”与严嵩一党,《精忠旗》里的岳飞与秦桧夫妇,《清忠谱》里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等等。忠臣义士的品质总是清廉正直、忠贞不阿、节义凛然,权奸邪佞的品质总是骄奢淫逸、狼子野心、残忍凶暴。在两大阵营之上,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皇帝,他的存在。

回荡在忠奸斗争框架中的农民革命的挽歌——《水浒》主题心解

一就《水浒》的主体精神而言,与其说是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无宁说是农民革命的悲壮挽歌。笔者提出这么个命题,旨在对通常的“英雄史诗”说作部分矫正;显然,这种矫正工作要在同意《水浒》写了“农民革命”这一前提下进行。按理讲,维护这么个前提,本不在话下。然而现在却不那么轻松了。因为学界先有“市民文学”说、“革守斗争”.

从忠奸斗争与复仇意识看屈原对伍子胥的理解认同

忠与奸,思与仇,在中国古代是牵涉面广又影响深巨的重要伦理范畴。忠奸是借以区别直臣义士、佞臣贼子的尺度,主要同传统社会机构中政治斗争、臣子对君国态度相联系;而复仇则是同人的天性相关联的情感冲动和社会现象。忠奸斗争与复仇的纠葛,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体对忠臣的同情钦敬与对奸佞的痛恨揭露上。在中国古代,伍子胥既为忠臣又是一个复仇英雄,但其复仇,对象偏偏又是屈原——人所共知的忠臣所爱之国及楚王,这就为我们探讨忠奸与复仇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课题视角。

试论《水浒》系列中忠奸斗争的主题

在长篇历史小说中 ,忠奸斗争是作者涉笔最多、用心最苦、体现作者创作意向和读者心理倾向最浓的内容。《水浒》系列中 ,这种忠奸斗争体现得最为直接 ,也最能引发人们对小说中的人物所背负的历史重荷 。

忠奸斗争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二论

忠奸观念影响复仇主题表现在：１．对奸佞的人格否定限制、阻遏了其复仇业绩传播；２．奸臣形象塑造并不因其原型的好名声受束缚，人们带着对整个奸臣阶层的仇恨来接受、塑造个体人物；３．忠奸之分建构的善恶爱憎之情常超越敌我相仇对立的规定性，忠奸的大是大非成为复仇与否的决定性因素；４．忠的臣子规范影响主体复仇手段的选择，其不愿通过背忠违义方式复仇；５．愚忠作为正义复仇的一个遏止因素深化了忠臣被害的悲剧性。忠奸复仇主题中的惯常母题有救孤存孤、忠良之子亲讨血债、醒悟击仇、虐杀权奸、冥狱刑审等等。主题的系统功能制约了母题的生成与调节功能，母题的和谐组合延续。

论《水滩》之非农民起义说——让忠奸斗争的真面目重见天日

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水浒》的命运似乎特别耐人寻味。它被诬为诲盗之书,曾长时期被诅咒以至查禁,以致俗称为“少不看《水浒》”。然而,农民革命军却把它当作教科书,在明末及以后的农民义军中广为流传。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影响亦相当巨大,全国解放前,它已被当作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教材。延安平剧院上演《逼上梁山》。

忠臣的“诞生”——以斥魏小说为参照看斥魏戏曲中的忠奸斗争

一、引言明代嘉靖以来,随着《宝剑记》《鸣凤记》等传奇剧作的诞生,以忠奸对立的形式抒写作者的政治批判与现实关怀,使传奇戏曲的表现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同时确立了以忠、奸两方势力的矛盾冲突为核心的叙事模式。此后叙演忠奸斗争的传奇作品蔚为大观,其中以敷演时事的斥魏题材剧作尤为突出。

悲剧效应与主题扩散机制——中国古代文学忠奸复仇主题片论

在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系统中,忠奸复仇主题是一个重要分支。尤其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现实政治条件的刺激与戏曲这种文艺形式的兴盛,使得这一分支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延展扩散。此得力于忠臣悲剧在复仇意识作用下形成的独特传播效应,以及戏曲演出所给予的主题扩散机制。

明末清初戏曲的忠奸复仇主题

明代中叶至清初,绵延古远的复仇主题系统在现实政治刺激和戏曲兴盛的交相作用下,关注重心由家庭伦理转向时人较为敏感的政治时事,形成了覆盖面很大的忠奸复仇主题。即,为受害忠臣向奸佞展开正义复仇的动机,占据了戏曲表现思想倾向的一个主要方面。除了某些外在原因,传统复仇意识对忠良遭害悲剧感的激发,与戏曲演出特有的主题扩散机制,当被视为该主题历史潮动的主要动因。本文就此展开粗略的探讨。一首先。

《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三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鸣凤记》传奇能以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把刚刚发生的事件搬上舞台。通过忠奸两派的尖锐斗争，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势力。该剧是明末时事剧的开山之作，对清初一些传奇作品有启迪作用。

华夷之分与君臣大义——中国古代民族观蠡测

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所谓“华夷之分”——与君臣大义观念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种关系,来探讨反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民族观问题。 一 君臣大义涵盖、统摄、高于乃至弱化、取代、消解民族大义,民族大义从属于、服从于、统一于君臣大义,是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关系,也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主要特征。 所谓君臣大义涵盖、统摄民族大义,民族大义统一于君臣大义是指古人往往把民族关系等同于君臣关系。具体地讲,就是视华夏为君父,视蛮夷为臣子;蛮夷之与华夏的关系。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中国元代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合称为元代四大悲剧，被喻为“雪里梅花”。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该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１］这部凝聚着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精华的伟大作品，十八世纪就被译介到西方，...

也论《水浒》之为农民起义说──与王基先生商榷

也论《水浒》之为农民起义说──与王基先生商榷潘承玉王基先生《再论＜水浒＞之非“农民起义”说》（《大庆师专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下称“《再》文”）；对历来论争激烈、几成悬案的《水浒》主题作了新的探讨，这对于深入把握作品本体，争取这一问题的早日解决，应...

论明中叶“三大传奇”的道势观

狄德罗说：“一场美妙的戏所包含的思想比整个剧本所能提供的情节还要多：正是这些思想使人们回味不已．倾听忘倦，在任何时代都能感动人心。”①分别表现林冲与高俅斗争、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和嘉靖朝臣反严嵩斗争的明中叶“三大传奇”——《宝剑记》《浣纱记》《呜凤记》都选择了“忠奸斗争”的主题．都以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忠义观为核心．

论《宝剑记》之艺术创新

明代中期问世的《宝剑记》相对当时文坛,特别是戏剧创作而言,是一部具有大胆艺术创新的报春之作。它是我国戏曲文学史上第一部取自《水浒》题材的作品;它通过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改造,赋予林冲形象以新的思想内涵,并以浓墨重彩塑造了其妻张贞娘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忠孝两尽的全新形象;奠定了明清忠奸斗争剧的基本模式,揭开了中国古代戏曲文学史上新的一页。

剧种意识消解后的地方戏创作——以芗剧《肃杀木棉庵》为例

芗剧《肃杀木棉庵》创作于1987年，同年被评为福建省戏剧创作二等奖，它汲取地方文物题材，在对历史事件的改编上，在剧本语言的诗意化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它在表现忠奸斗争的主题之外，又充分体现戏剧冲突。但这部戏的演出却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是作者没有充分考虑到芗剧剧种的特色。它在剧本的题材、语言、

《精忠记》传奇思想艺术新探

《精忠记》是《岳飞破虏东窗记》的改写本。它赞扬岳飞尽忠报国的品质和精神，揭露秦桧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罪行，显示出积极的思想意义。由于作品存在严重的封建道德观念，也削减了这场忠奸斗争的社会内蕴。它主要以民间传说为素材，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民间色调的语言，具有鲜明而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