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的关系

明代嘉靖年间,建阳杨氏书坊邀请熊大木编刊岳飞题材小说,其创意来源于《精忠录》的盛行,本意是推出"愚夫愚妇"都能读得懂的《精忠录》普及本。现存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关系密切,其图像、附录基本同于《精忠录》相关内容,小说正文则包容了《精忠录》前三卷的内容。但《精忠录》的内容远远无法满足岳飞题材历史小说编撰的要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成书吸收融合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小说戏曲的创造。

2000年以来《千忠录》的研究综述

昆剧传统剧目《千忠录》,一作《千钟禄》,清代传奇,现存传抄本共二十五出。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千忠录》的相关论文有132篇,研究的方向针对于作者、悲剧意蕴、思想倾向、儒家情怀。

南宋佚名《昭忠录》作者考——兼论《昭忠录》与《昭忠逸咏》的关系

《昭忠录》一书,不著撰者名氏,通常认为系南宋遗民所作。笔者发现,元人刘麟瑞所撰《昭忠逸咏》五十首与《昭忠录》在体例编排和内容上高度一致,两书应出自同一人之手。

试论清代戏曲《千忠录》的历史书写

李玉《千忠录》演述建文帝逊国事,是清初著名的历史剧。《千忠录》的历史书写具有特色,它在采录史传的同时,也进行了增饰和虚构,所以它的历史叙事呈现出“虚实相生”的特点。在建构历史人物时,《千忠录》并未完全化用史传形象,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创造出高于历史的艺术典型。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千忠录》浸润着“寓言性”,一是“厚人伦,美教化”的旨归,二是个人命运与遗民情结的抒发。

南宋佚名《昭忠录》疑事辨析

《昭忠录》一书,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南宋末忠节事迹。是书史料价值突出,相关内容可以补《宋史》之不足,是研究晚宋史与宋元战争史必不可少的资料。但该书也有记载失实的地方,各版本之间文字虽是偶有差别,有些却足以造成歧义,而该书迄今尚无人系统整理,这不能不影响到该书的利用及价值的实现。本文将就《昭忠录》中记载有疑义的地方作一辨析,不同版本文字上的差异,若容易导致歧义,也在辨析之列。

胡忠录:公路博士化身河湖卫士

2020年10月,一条喜讯传来,在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联合组织的“民间河湖卫士”评选中,来自佛山市三水区的胡忠录作为广东省仅有的三位获奖者之一,光荣入选,榜上有名。在本职岗位上,胡忠录始终是一位踏实而勤奋的工作者。他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各类评选中获奖多项;他潜心钻研、笔耕不辍,在核心期刊上发文多篇。

从《精忠录》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商品生产之一例

权奸当道,是非颠倒的明中叶,人们追思和向往岳飞,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曲折表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选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社会精神需求。该作据《精忠录》所记岳飞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又迎合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纲鉴"热。趋时和速成,是小说商品生产的两大特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虽非文学成熟之作,却因此赢得巨大市场,学步者接踵而至,"按鉴演义"遂形成为明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小说史上,这是书商策划、创作小说的典型案例。

《千忠录》作者考

本文论证中国戏曲史上著名剧作《千忠录》的作者,不是李玉,不是徐子超,而是清代康熙年间太仓诗人王吉武。

《千忠录》作者考辨——兼与刘致中先生商榷

《千忠录》的作者目前有李玉、徐子超、王吉武三家之说,其中以李玉说的影响最大,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清代所有戏曲目录学著作中只提及李玉有《千忠会》一剧,而未著《千忠录》。然清人严遂成《明史杂咏》中提到《千忠会》的情节内容,可以看出它就是《千忠录》,李玉当是《千忠录》的作者,徐子超、王吉武之说不能成立。

读《<千忠录>作者考辨》——答郑志良先生

笔者在《〈千忠录〉作者考》一文中,考证《千忠录》的作者为清代太仓诗人王吉武。郑志良先生认为拙文"在论证过程中有些地方是很值得商榷的",提出三点商榷意见。本文是对郑氏所提三点商榷意见的答复。认为郑氏第一点意见是不正确的,第二点、第三点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

明代为岳飞故事作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本文以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考辨明代岳飞故事小说的演变轨迹。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皆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编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产生间接受到《精忠录》的影响。而《精忠录》最早成书于“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年间汤阴岳庙成立之时。诸本间流变关系大体可描述为：景泰本《精忠录》一弘治本《精忠录》一正德本《精忠录》～嘉靖本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一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从中可见，明代政治时局变化以及官方褒扬对于岳飞故事作品的产生和繁荣影响深远。

从家乘到史乘(三)

承前所述,万历年间《建文朝野汇编》《表忠录》等建文史籍,一般会在文前列出成书所据书目,为了解当时建文故事的文本情况提供了线索。与前述诸书相较,保存诏令的朱鹭《建文书法拟》中,征引书目多为前人所未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则史料：＂建文施仁行义,自三代而下,最称淳厚,缘太祖实录多所删改,而诸臣著述又拘于时讳,不敢称扬,遂使淑德善政,澌灭不存。

中医名言拾粹

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又如引火归源,纳气归肾,从阴引阳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义。——摘自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

镇肝熄风汤治疗不寐、脏躁、老年性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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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伪托新考——袁纯是“岳飞《满江红》”肇始者

传世的“岳飞《满江红》”一词,首次出现于明代中叶袁纯编辑《精忠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余嘉锡等学者对此词著者产生质疑,相关争议至今未获得学界共识。在学界既有研究和争议的基础上,对比考辨“岳飞《满江红》”与史载岳飞诗文、元杂剧《东窗记》,同时参证《精忠录》编辑和刊刻的史实,可对该词非岳飞所作,做出进一步的文本研究,提供“内证”阐述。考辨可知,不仅“岳飞《满江红》”系明人伪托,而且伪托的肇始者就是以编纂《精忠录》而使该词“突出于明之中叶”的汤阴县教谕袁纯。

八纲、八证、浅识

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和中兽医学的核心,也是其从理论到实践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谓“辨证”,即将四诊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是症脉),在中医(或中兽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分析归纳、综合判断,得出对疾病本质(即“证”,或称“证候”)的认识的过程。所谓“论治”,即在辨证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推敲,针对疾病证候,而制定出适当的治疗原则,并议选出相应的方剂和药物。这是临床过程中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它贯穿着理、法、方、药的一整套法则。前一阶段的主要手段是“辨”,辨中求“证”;后一阶段的主要手段是“论”,论中施“治”。临床上,拯救病畜的根本措施在于“治”,然而,论治又必须在辨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为辨出之“证”,是论治的主要依据。

“靖难”戏曲初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71岁的朱元璋驾崩。他的孙子,年仅21岁的朱允蚊即皇帝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即位后,在黄澄、齐泰和方孝儒等人的辅佐下推行新政,实行宽仁政治,同时开始削除诸王藩地。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

“美丽的春天”——大班综合主题活动设计

一、设计思想由于大班幼儿认识春季是在小、中班已初步感知春季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们就把观察的系统性和认识内容的广泛性作为教学的重点,设计了为期4～5周的认识春天的主题活动。教师带幼儿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他们运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去感知,去发现,从而获得真知。但让幼儿自己去感知并不等于教师什么都不教,因为毕竟幼儿的感知缺乏顺序性、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教师有意引导、启发和组织。鉴于此,我们把有关春天的知识以“春姑娘的脚步”来串成一条线,在教师组织的丰富多采的活动中,来达到总的教育、教学目的。二、活动安排(见右页图表)

医贵于能愈难病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病家两要说》中说：“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能愈难病；病不贵于能延医，而贵于能延真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