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忠烈王在中国

高丽王 ３４位国王中，有 ６位先后成为元朝驸马，首开“和亲”之例的便是忠烈王。凭借着特殊身份，或省亲或朝贡，忠烈王一生中共１６次到元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好处，为元、丽的和睦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高丽忠烈王与元朝的联姻

高丽忠烈王于高丽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以贵为元朝驸马的身份,频繁来往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不仅提高了其本身的地位,在政治上为高丽赢得了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且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丽忠烈王及其随行人员在元朝的活动

高丽忠烈王时期,元朝与高丽关系非常密切。忠烈王以世子、国王身份多次入元朝。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入质元朝期间,其随行人员郑仁卿、金汝盂等,为促成高丽世子与元朝公主联姻而奔波,在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政治联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高丽元宗被废、高丽助征日本、忠宣王与公主感情不和等问题的处理意见方面,忠烈王随行人员的态度和建议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忠烈王与元朝的政治交涉过程中,其随行人员有提出合理建议而被嘉奖者,也有进谗言离间忠烈王父子关系而被处死或被流放者。可以说,忠烈王的随行人员在元丽政治、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

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的政治联姻是中韩关系史上的特殊现象。高丽与元朝这一特殊的宗藩关系,使历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朝鲜半岛,深受蒙古文化影响。忠烈王时期蒙古风俗盛行于高丽。尤其,随着元朝公主及其随从人员到高丽生活,成为蒙古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在高丽传播的主要途径。高丽忠宣王长期留居元朝,忠宣王及其随从人员为高丽与元朝在诗歌、绘画、书法、朱子理学、佛教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高丽宫女制度影响下,元朝贵族阶层也与高丽贡女通婚,促使高丽风俗、服饰、饮食文化等在元大都非常流行。13、14世纪高丽与元朝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

元朝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远嫁高丽及其影响

元世祖忽必烈之女远嫁高丽忠烈王在高丽生活,在元朝与高丽外交活动中,与在高丽达鲁花赤、使臣多方交涉,在不损害元朝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在高丽的元朝达鲁花赤回国奏事时是否影响到高丽的利益等问题。由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的缘故,高丽忠烈王在元朝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在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孙元成宗统治时期,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先后五次到元朝觐见,在元朝与高丽外交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蒙古的日本认知与蒙丽关系

蒙古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归属(和平)对象和战争对象。对于不归顺的地区和人民,会持续加以武力征服直至其归顺。忽必烈对于不肯归顺的日本于1274年到1281年尝试着发起两次海上征伐,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之后蒙古统治阶级形成的认知是'日本是唯一的敌国'。以蒙古统治阶级认可的二分法世界观为根本,把附属国高丽看作是蒙古的统治领域里的一部分。并且高丽在蒙古疆域的最东侧,是最接近日本的国家,所以日本最初遭到征伐时,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关联事项也委托高丽代办。高丽认识到日本对于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点帮助自己在与蒙古交涉中作为立足点。其结果就使高丽成为蒙古统治阶级实施同化性思想的目标和期待交往的外交对象。

怯怜口在元丽关系中的双重身份

不自高丽忠烈王迎娶了忽必烈长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之后,大批怯怜口随公主进入高丽,他们大多在高丽政坛身居高位且多次往来于元丽之间,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元丽往来中他们往往拥有着双重身份,并最终对元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籍在韩国（一）

中国古籍在韩国（一）王彩云我国是世界上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国唐以前的写本、宋元刻本，也与我国历代文物一样珍贵，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收藏。在亚洲收藏量最多的是日本，居世界首位，韩国次之。中国古籍在日本的情况已有许多人介绍过，本文将对中国...

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

元朝與高麗,文化交流淵源頗深,佛教方面尤甚。有元一代,雙方不論是僧人往來、“經書外交”抑或是寺僧管理,與前代相比都呈現出高度繁榮的狀態,關於這一點,前賢時彦亦多有精到論述,在此不贅言。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雖則元麗佛教交往頻繁,甚至達到了一定意義上的“歷史之最”[1],但却是以高麗僧人來華爲主要交流途徑,尤其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以高麗忠烈王派抄經僧入元活動爲主。[2]雖然高麗種種僧人群體的來華目的不盡相同,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終元一代也未曾改變,却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元順帝時期,這種情形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即通過奇皇后及其勢力集團等多方面影響,元廷出資爲高麗修繕佛寺的行爲大大增多,成爲了需引起注意的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出現,與在元的高麗宦官集團、在高麗的奇氏一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對順帝與奇皇后的支持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元順帝統治前期派使臣到高麗金剛山修繕佛寺、奇皇后出資修繕金剛山長安寺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擬針對如何將修繕佛寺這一行爲置於順帝統治前期元麗關係的發展脉絡中進行探討。

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南学报》2016年第10期)。但是学者们未关注到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多样性,两国除了佛教文化交流之外,由于元朝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公主及其随从人员到高丽生活,其中有蒙古人、色目人等不同宗教信仰之人随公主到高丽,这使元朝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白莲教等不同宗教传入高丽,使元朝与高丽的宗教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本文新的视角和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