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与“事功”之辩:论《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与明清易代前后忠臣观的改变

明清鼎革之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易代之痛刺激清初学界对明代覆亡原因进行深刻反思,由此触及甚至动摇此前儒家社会习以为常的伦理体系和价值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即对忠臣的要求从崇尚道义到质问事功。《喻世明言》的压轴之作《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塑造了沈炼这一晚明社会忠臣之典范,但在其后三百年间学界对“道义”与“事功”的不断辩议之下重新审读这个角色,我们却能发现沈炼故事中诸多的似是而非之处,从而使其文本更具复杂性和思想史的观照价值。该作品存在未曾为其明末作者所习察的叙事断裂,这一无意识的断裂已经指向清初直至抗战前后学界有关“道义”与“事功”的诸多辩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道义”与“事功”之辩指向纯粹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儒家与后儒家社会都有其普适性的讨论价值。

孔子思想对日本说话集《十训抄》忠孝观的影响研究

《十训抄》是一部以儒家性质教化、劝诫为主的日本中世说话文学作品。在其涉及儒家'忠'、'孝'概念的说教故事中,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多次出现。《十训抄》编者通过借孔子的局限性进行反衬说教、正面烘托'孔子效应'使其说教合理化以及在孔子思想基础上衍生本土化说教理论等方式,充分利用了孔子作为儒家传统忠孝思想代言人的绝对权威。孔子的儒家圣贤之名是《十训抄》展开儒家性质说教的保障,而孔子具体的忠孝思想则是引发日本中世本土化忠孝思考的重要前提和直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