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伦理危机与忠诚伦理的价值凸显

当代公共行政呈现出价值观的"一"与"多"的矛盾、官僚制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责任的"他治"与"自治"的争议等伦理危机。而忠诚德性具有的稳定、普遍,以人为中心、自我负责等特质,恰恰能为公共行政的伦理危机提供一种化解的途径。

企业内部人举报:功能取向、制度困境与法律出路

企业内部人举报法律制度具有揭露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独特价值。完善我国企业内部人举报法律制度,首先要明确“忠诚”伦理与举报制度并无根本性冲突;其次要全面完善实体救济机制,包括拓宽实名秘密举报的适用范围、落实举报人反隐性报复机制、完善对举报人的“主动救济”等具体路径;最后要建立举报程序以畅通举报渠道,建议举报人首先向企业内部有关部门举报,当内部举报失灵时,可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但是企业内部举报优先仅是建议程序而非必经程序。

忠诚于公正:当代媒体报道的伦理原则

当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屡遭质疑,究其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新闻理念存在剧烈的冲突,新闻报道环境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非常突出,新闻报道的标准及人们对报道的评价缺乏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忠诚伦理的价值。新闻报道的忠诚伦理有三个原则:忠诚到底,寻找主导忠诚和确认具体忠诚对象。然而,在对"南平杀童案"报道的伦理分析中上述三个原则还不够,人们会在最终忠诚于谁及忠诚于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争议。上述原则可能难以处理对凶手的宽恕问题,也无法处理未来可能受害者的利益问题。原因在于,忠诚不仅在于具体对象,更要忠诚于特定的道德信念,而忠诚于公正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忠诚于公正是忠诚伦理的第四条也是决定性原则。基于公正的社会正义感为记者的忠诚和职业行为确定了方向,也将促使新闻媒体承担更多责任,在更加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向谁忠诚:“原繁困境”与现代宪法的伦理革命

《左传》中以原繁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君权更迭时,常常面临忠诚的两难抉择,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魔咒”。所谓“原繁困境”,本质上就是古代君主制下忠诚伦理的标准问题,它可以拆解为“对谁忠诚”和“如何效忠”两个子问题。困境产生的根源是君主政体下主权代表的人格单一性,使忠诚的主体外在于其效忠对象,且构成了双方对峙的格局。现代社会将忠诚的对象从单一的君主人格转化为全体人民,使“臣民-君主”的忠诚结构转变为“臣民-人民”的自我治理模式,并通过代表制度让无组织、无定形的人民组织起来得以出场。这是现代政治的伦理革命,也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当代表将人民的意志以宪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作为忠诚对象的主权者便完成了由人民到宪法的法治转化。宪法宣誓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法治表达,是权力行使者对主权者人民表示忠诚的公共道德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