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快播与有罪的思维——“快播案”有罪论之反思与批判

厘清快播案的性质,首先要划分技术层面的快播和管理层面的快播,在快播案的罪与非罪的判断上,分歧的实质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本身是否有罪,而在于对技术管理行为的刑法学认知差异。快播案折射出了我国互联网管控重心由网络用户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转移的动向,这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范围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使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性带上了浓厚的先入罪后确定罪名的色彩。此外,扩张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范围的快播案,在定性上所体现的出罪禁止思维和类推入罪思维需要认真对待。

传播淫秽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快播案”相关问题的刑事法理评析

传播淫秽物品罪罪状中的"传播",是指构成要件行为类型,不是具体、单一的动作,如果行为符合实现信息分享(共享)这一"传播"的核心语义,仍在本义范围之内。司法解释中的"明知"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而是行为要件的主观要素内容,是"中立"的网络业务经营活动与构罪的"传播"行为区分的依据。不作为犯罪理论不能为"快播案"控罪提供理论支撑。以不作为犯罪理论作入罪分析,其逻辑路径会陷入"不作为义务来源问题"的泥淖。"技术中立"论断与"构成犯罪"结论不存在排他关系。"技术中立"论断是成立的,但当技术附加了对象、目的等条件时,技术的"中立性"将不再保持。所谓"技术中立的帮助行为",在现行理论和立法下完全可以成为共同犯罪行为,或者已经通过立法分则化为实行行为。另外,"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判断应以"规范"为依据,规范的变更只能以修法方式进行,而不能寻求个案突破。

网络片面共同犯罪的制裁边界:兼议“快播”案

我国主要采取犯罪共同说,对片面共同犯罪持谨慎立场。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导致片面共同犯罪陷入理论和司法适用困局,司法解释和立法修改先后共同促成制裁网络片面共同犯罪的新格局。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明知负有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仍积极提供网络帮助或放任不管且造成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时,具有实质的可罚性。但应根据主客观要件综合判断网络正常业务行为的处罚边界。依法公开审理"快播"案昭示制裁网络片面共犯的司法导向。

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边界——以“快播案”判决为切入点

目前有关网络服务商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明确,刑法理论研究与判例总结不够充分,致使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边界不清,代表性的案例有"快播案"判决广受质疑,腾讯等网络服务商恣意屏蔽、删除公民微信、短信内容损害了部分网民的言论自由权等。网络服务商可以分为信息(互联网)接入/传输服务提供者、信息缓存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以及信息定位(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商对于用户生成、上传的信息内容不负有一般性的审查监控义务,仅负有事后"通知—移除"的民事、行政责任,例外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否成立,取决于网络服务商是否提供专门供他人实施犯罪的技术支持与帮助,是否深度参与他人的犯罪活动。

从“快播案”看当前电子数据运用困境

"快播案"的庭审暴露了当前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运用中的三大共性难题:电子数据的提取、电子数据的鉴定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电子数据提取中的问题表现在:第三方协助的合法性、数据提取的及时性和数据提取的完整性;电子数据鉴定中的问题表现在:鉴定人的资质、侦鉴一体化以及鉴定程序的规范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则表现在提取、分析过程的可回溯性以及电子数据保管链的可视性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有助于破解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电子数据的困境。

快播案一审判决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与几位方家的商榷

快播公司因其旗下快播播放器的组件——中心调度服务器和缓存服务器的特殊功能而被认为是网络内容提供商,进而被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一结论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中心调度服务器只是被用户操控的软件和工具,缓存服务器是帮助信息传输的"中转站"而不是存储信息的"货仓",所以快播公司实际上是网络平台提供商。其行为符合中立的帮助行为的特征,亦符合技术中立原则的法理。快播公司没有参与淫秽视频的传播,不存在间接故意,没有实施作为犯罪;同时快播公司不具有保证人地位,不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对于具体用户传播淫秽视频的行为不"明知",亦不可按不作为的实行犯处理,理应无罪论处。快播案透露出中国通过强力管控网络服务商来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策略,审判机关的先入罪再定罪思维有损司法的正义性,值得深思。

法庭话语减责策略应用的个案分析——以“快播案”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必须围绕审判来展开。这一要求不仅从程序上确保了司法公正,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快播案"正是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诉讼的一个范例和有益尝试。以Martinovski的减责策略为理论指导,分析"快播案"中控辩双方所使用的辩护策略,对"接受""预防"及"反击"等三个话语步骤的实现过程进行描述与阐释,可以进一步明晰法庭话语减责策略在个案中的应用,从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当前以"快播"案为代表的大量网络色情犯罪进入刑事司法诉讼领域,而诸多关键证据系来源于行政证据。由于法律条文的粗疏,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面临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快播"案中。通过剖析诉讼法理和法律规定可知,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关联性应当以采纳适格证据为原则,符合"质"、"量"要求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赋予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瑕疵行政证据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不应一概排除。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取证的程序。

论非法提供网络服务罪——以快播案为例

快播案充分暴露了现有法条中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的不足、网络犯罪中传统共犯理论的不适应以及网络空间下实行行为异化导致的量刑问题。因此,应对法条中的关键词作出符合时代的解释以应对新的挑战,同时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增设非法提供网络服务罪,以完善现有的网络犯罪罪名体系,从而划定网络安全边界,以保障互联网的正常发展,有效打击犯罪。

网络犯罪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以快播案为视角

快播公司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他既为合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提供平台,但同时也为色情、传播盗版、欺诈、非法集资等网络犯罪提供了帮助。通过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传统犯罪难以实现对快播公司的归责。《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刑法前后体系的均衡和刑罚适用的平衡。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滥用P2P技术,使公司内部服务器成为淫秽视频源,提供检索和播放服务,并通过文件碎片技术、虚置信息审查机制等方式逃避监管,符合《刑法》第3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

P2P软件中立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快播案为视角

快播公司的P2P软件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积聚了许多风险,助长了淫秽物品等的传播。基于网络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在介入P2P软件的治理时应当极为谨慎:一方面,不能因为软件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对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坐视不理;另一方面,更不应该因为P2P软件存在弊端,就对运营市场进行过度规制,阻碍整个产业的发展。法律对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的规制,需要严格审查中立行为对犯罪的促进作用、中立行为的可替代性,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度以及确定中立行为的审查限度,划分出正常的运营行为和犯罪的界限,实现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P2P软件中立行为的可罚性探究——以快播案为研究视角

快播公司的P2P软件是通过网络存储空间来实现视频搜索的一种新兴模式,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积聚了许多风险,成为了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行为的帮凶。基于网络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在介入P2P软件的治理时应当极为谨慎。一方面不能因为软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坐视不理。另一方面,更不应该因为P2P软件存在的弊端,而对运营市场进行过度规制,阻碍整个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治理网络视频播放平台时需要严格审查中立行为对犯罪的促进作用、中立行为的可替代性,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度以及确定中立行为的审查限度,来划分出正常的运营行为和犯罪的界限,以便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论信息传播中技术中立的抗辩——以快播案为例

快播案件的实质是技术与法律的问题,技术中立能够实现对主观状态的屏蔽,进而影响案件性质的正确认定。技术中立的源头——美国,通过三个案例的演进对技术中立的认定已有新的发展。技术中立应更注重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快播案中对技术中立抗辩的认定,应当符合技术开发者对技术应用以及可能产生不良后果负有较高的注意和防范义务这一世界通行标准。快播案中被告人的主观意识,显然具有主观故意,综合社会风险和法律效果,本案宜采用阶层性处理方式。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犯罪构成要件承担着禁止性评价的规范功能,行为对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符合性是刑法归责的依据。在主观要件认定中,行为反证和司法推定是判断网络技术犯罪主观故意的重要方法。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滥用P2P技术,使公司内部服务器成为淫秽视频源,提供检索和播放服务,并通过文件碎片技术、虚置信息审查机制等方式逃避监管,符合《刑法》第3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犯罪构成要件承担着禁止性评价的规范功能,行为对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符合性是刑法归责的依据。在主观要件认定中,行为反证和司法推定是判断网络技术犯罪主观故意的重要方法。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滥用P2P技术,使公司内部服务器成为淫秽视频源,提供检索和播放服务,并通过文件碎片技术、虚置信息审查机制等方式逃避监管,符合《刑法》第3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

基于社会责任理论谈敏感事件的媒体报道——由“快播案”谈起

本文以"快播案"为案例,分析了敏感事件的特点,并对"快播案"的传播路径和不同类型媒体报道加以分析、总结。阐述了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重要性,并通过对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的梳理,探索未来媒体对网络敏感报道所应该遵循的准则和注意的事项。

从叙事交流看“快播案”的庭审微博直播

庭审微博直播是随着微博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庭审直播形式。从叙述学角度看,庭审微博直播也是一种超媒体叙事行为。庭审微博直播与传统庭审无论在外部环境还是活动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2016年初的"快播案"作为庭审微博直播的典型样本案例,与传统庭审"有限叙述"、"单一叙受述者"的特点相比,出现了"叠套叙述"、"多元叙受述者"等新特点。由此我们需要反思庭审微博直播在司法公开和受众传播与反馈方面所产生的叙述影响。

“快播”案直播传播效果分析

2016年1月7日-8日,中国法院网、北京法院网连续两天直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快播"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以下简称"快播")一案的庭审过程,立即引发网民热议,社会反响巨大。文章从传播效果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快播"一案关注度高、普法效果弱的主要原因,呼吁司法机关重视舆论对普法效果的影响,在网络直播前做好全方位准备工作,在直播中展现司法机关客观、公正、专业的正面形象,赢得大众的认同和信任,使相关案件的社会关注度同普法效果形成正相关。

由快播案看我国媒体在报道网络技术问题时的短板——以网易新闻为例

2016年1月7日~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四位高管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并在网络上以视频的形式对庭审进行了直播。笔者以网易新闻为例,运用文本分析法,针对其对快播涉黄案庭审的报道进行了分析,以此来探讨我国媒体在报道专业的网络技术问题时存在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