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幕府文人与元代教育及对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幕府君臣对有元一代的儒学教育贡献很大。藩府谋臣刘秉忠、王鹗、许衡、姚枢等多次向忽必烈提出征用儒雅、崇学校、议科举、崇经术、尚节孝、厚风俗、美教化等建议,并建议在各郡县普遍建立学校,使皇子以下及庶人子弟均能入学校接受教育,忽必烈在他们的影响下,办学兴教,崇儒兴学。在儒学推广和教育发展的前提下,元代科举制度得以实施,不仅刺激了地方官学的发展,各类学校数量骤增,而且为元代文学与儒学的全面融合创造了条件。

忽必烈幕府文人文化与信仰多元化对元杂剧创作的影响

忽必烈幕府文人文化多元与多种信仰的兼收并容,必然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产生明显而重要的影响。政府制度开明,思想言论的相对自由,杂剧创作演出较少顾忌,为元杂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使杂剧创作、杂剧演出与杂剧批评繁兴,也产生了大量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作品。再者,潜邸文人对杂剧持欣赏态度,如刘秉忠曾写诗赞杂剧创作为"等闲章句笑翻人",姚枢的侄孙姚守中乃杂剧作家。这些均对元杂剧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俗文学占据了重要地位。

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忽必烈幕府文人志在救世行道,以道为己任,推进儒治,促进儒户制度的执行,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蒙古政权按照中原王朝的政体和运作模式,建成了继唐、宋之后一代正统王朝"大元"。学术也由湮晦渐复昌明,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元代之"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会,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如平易正大、冲淡悠远、纡徐雍容、涵淳茹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