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歧视现实亟待专门法律的规制

运用文献法、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职场怀孕歧视现象后,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出现了规避法律的新"招数"——降低业绩评估等级而暂时不降薪,诱导孕妇辞职。而对于这种怀孕歧视行为的认定与规制以及针对怀孕歧视的推定解雇,当前我国的法律尚存在漏洞,而且其学术研究相对薄弱。因此,针对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怀孕歧视愈演愈烈的现实及对反就业歧视法和扩大推定解雇适用范围的需求,很有必要制定专门法规制怀孕歧视行为提供访谈资料、域外良好实践及其理论依据。

“怀孕歧视”：权利的消解与重构

在中国大陆,虽然法律规定了有关禁止对怀孕歧视的内容,并规定了怀孕妇女的职业权利,但现实中用人单位对怀孕妇女的歧视现象却五花八门,并有普遍化、高端化的趋势。立法与现实相左,究其原因是妇女的法定权利遭遇法律文化、市场经济甚至是行政规范的多重消解,致使怀孕女性母职与职业的冲突愈演愈烈,法律规定的劳动权与生育权遭遇侵害。这些问题易使国家威严的立法空洞化。因此,怀孕歧视规制需要本土法律的重构。

我国消除怀孕歧视的困境及改革路径

怀孕歧视属于就业歧视的一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2000年保护生育公约》中均有保护怀孕妇女的规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规定中也有禁止怀孕歧视的条款。但是我国现有立法缺乏在招聘阶段禁止怀孕歧视和保障怀孕妇女机会待遇平等的细致规定,同时相关法律规定中也存在不完善和不合理之处。我国怀孕歧视现象普遍存在,除了法律制度保障的漏洞,也包括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用人单位成本的计算以及性别平等就业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怀孕歧视产生原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消除怀孕歧视的改革路径,以期通过社会观念的更新、立法制度的优化、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共同推进,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职工生育成本分担问题的探析——基于政府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职场'怀孕歧视'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出生育成本在以女职工、政府、用人单位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担的不合理。一方面,政府作为生育成本的重要分担者与分配者,在生育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资金筹集、支付条件、待遇标准以及产假制度等方面向女职工及用人单位进行成本转嫁;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作为生育成本的分担者,未完全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嫁和增加了女职工的生育成本,由此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与维续。基于政府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本文提出构建新生育保障体系的设想,发挥社会责任报告与工会的作用,督促企业履行保障女职工合法生育权益的社会责任,切实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