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赵秩使日问题新探

明朝初建之时,明太祖多次遣使赴日,欲以通好。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派遣赵孟頫后人、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赴日。为给日本增加更大的外交压力,明太祖又派遣杨载第二次赴日,负责押送15名倭寇。最终,怀良亲王遣使来华朝贡,奉表称臣。怀良态度的陡转并非仅仅由于赵秩庭上的激昂陈词,而是与其面临的北朝大敌压境的客观形势有关。四年,赵秩并没有继续客留日本,而是回到了明朝。赵秩第二次出使日本时与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人同舟,时值五年五月末,而非如《明实录》等所记载之四年十月。洪武六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赵秩等人之所以在博多停留,是因需候风等船,他们并没有被当地官员拘留,相反,在此期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洪武初年的明日外交与政策调整——以明初三次遣使赴日为中心

明朝首次遣使赴日是在洪武二年正月,并非洪武元年十一月。其主要目的在于催促朝贡,倭寇问题尚未提上日程。紧接着的杨载赴日发生在前次使者被害、倭寇劫掠山东的背景下,禁倭成为两国开展外交的首要问题。由于明太祖将日本国王与倭寇视为一体,诏书中带有威胁的意味,导致此次外交失败。洪武三年赵秩招谕日本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怀良亲王面临的军事压力促使其考虑与明朝建交的现实利益,明朝将日本国王与倭寇加以区分又为两国和解创造了条件,杨载押解来的倭寇则为怀良亲王展示禁倭诚意提供了舞台。怀良亲王对明称臣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明朝记录中将"怀良"记作"良怀",很可能是怀良亲王提供了错误信息,目的在于日后重新脱离明朝的封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