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的犯罪过失判断——以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为立场

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的过失时,修正的旧过失论对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历程设置了具体预见可能性标准,这一标准与算法的黑箱属性以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决策过程存在冲突。同时,此立场只重视结果忽视行为的逻辑会打击算法设计者的积极性,阻碍算法进步。新过失论虽然以结果避免义务作为犯罪过失的核心,但是其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缺乏具体设计,在判断预见可能性时往往束手无策。因此,两种立场都不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相比之下,虽然危惧感说(超新过失论)认为结果预见可能性只需达到危惧感的观点受到了主流观点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值得商榷:其一,只看到了这种立场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低程度要求,却没有看到这种要求背后的核心观点对于判断犯罪过失的合理性;其二,将危惧感说提出者本人对个别案件的过失判断等同于危惧感说的全部,略显片面。与修正的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相比,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是:结果预见可能性与结果避免义务存在相互关联性,这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以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为思路,犯罪过失包括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和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是:一旦遭遇包含异常因素的特殊情况,算法有可能做出不利决策,进而引发消极后果。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的内容是:其一,应当预见到其设计的算法不仅会被用于没有异常因素出现的正常情况,而且可能被用于伴随异常因素出现的特殊情况;其二,一旦其设计的算法面临特殊情况,该系统可能会做出不利决策。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是:应当避免在设计算法时植入为社会公众普遍反对或不赞同的价值理念;在设计时检验“投喂”给算法系统的数据质量,最大程度防止缺陷数据进入算法机器学习训练的“垃圾进”风险;及时告知产品生产者算法可能面对的异常情况。

别轻易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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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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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轻易说不可能

曾给许多朋友测试过这道题，都说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答案。你也不妨来试试。

过失犯中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认定——危险信号认识说之提倡

我国《刑法》第15条以“预见”为中心规定了过失犯罪的规范内容,由此“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认定一直以来对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过失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契机说”为明确预见可能性的推导流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框架,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引入信息搜集义务、泛化理解“允许的危险”等方面存在不妥。在维持“契机说”基本思考方式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以事发当时所存在的预示结果发生之危险的危险信号为推导起点,按照“探察行为当时的危险信号→行为人对危险信号是否存在认识或准认识→是否容易联想到因果经过的基本部分,从而肯定对最终结果的预见可能性”的认定框架进行顺次判断。在以同领域一般人为参照的基础上,通过比例原则对推导过程进行适当限制。如此,有助于破除司法实践中部分存在的过失责任的认定“黑箱”,将过失犯的成立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中被认为是阻却、减轻责任事由 ,起源和完成于德国 ,随后流传至日本并得到发展。这一问题在犯罪论体系中从来被认为属于责任论的领域 ,但在责任论中其位置如何 ,意见还不一致。期待不可能性作为法规上的阻却、减轻责任事由 ,为德、日学者所共同承认 ,但作为超法规的阻却、减轻责任事由 ,日本虽然理论上承认 ,但司法实践持慎重态度。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以行为人标准说为可取。关于期待可能性 ,基于不可避免的错误而欠缺时 ,应当阻却责任 ;由于过失陷于错误 。

论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期待可能性的规范性决定了对其判断的过程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规范性价值判断的过程,因而期待可能性价值的实现需要构建一个合理且具操作性的判断标准。刑法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标准进行探讨,并形成了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三种标准。三种标准各有优点,但由于存在诸如操作性不强或不能揭示期待可能性本质等不足,故均不足取。清理传统的判断标准、构建新的判断标准势在必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期待可能性被滥用。以平均人为基础的类型人标准说,即以限缩的平均人为参照来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该标准能较好地克服上述三种标准的不足,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能够得出最能反映行为人期待可能性实际情况的结论。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客观危险说的两个教条及其批驳

客观危险说立于两个教条之上:第一个教条主张危险是一种客观结果,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所导致的"危险结果";第二个教条主张刑罚发动以侵害结果的存在为前提。在现代刑法背景下,第一个教条的提出正是为了维系第二个教条。上述两个教条均无法成立。客观危险说关于所谓"客观危险"的论理含糊其辞且难以自圆其说,其根本症结在于对语言的误解。第二个教条则源于强硬的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它体现的是结果报应的思想,与现代刑法的法益保护和道义报应的目的相悖。上述两个教条缺乏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合理性,应当予以摒弃。

法定犯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界定与适用

在法定犯时代,司法实践常以被告人认识到可能的违法性来回应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抗辩,这涉及我国刑法理论关注不多的“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界定未必的违法性认识时,不能直接挪用间接故意与过失的界分方案,而是应提倡侧重认识因素的“可能性说”。在行为人陷入不可消除的不法怀疑,且选择适法行为的能力受到影响的条件下,未必的违法性认识会引发期待可能性和责任的降低。未必的违法性认识在法定犯处存在典型的适用场景。在具体的应用示例中,当行为人因执行上级命令而构成法定犯时,前置法会就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的处罚规则作出特别规定,执行者的罪责可能会据此被排除。此外,对超标车是否属机动车之争,也可借助法定犯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的思路建立新的解决方案。

例说数学中的合情推理

所谓合情推理，就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某种情境中经历观察、实验、猜想等数学活动，推出可能性结论的推理．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过：“逻辑和直觉各有其必要的作用，唯有逻辑能给以可靠性，这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则是发明的工具．”在近年来的高考数学试题中，除考查逻辑推理能力外，也独具匠心地设置了一些问题考查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但合情推理仅是“合乎情理”的推理，它得到的结论不一定为真，但常常能帮助发现新的规律，提供证明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及其逻辑可能性

蔡元培百年前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学界主要从论域错位、美育不是信仰等方面对该说提出质疑。本文认为,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均视为广义的情感教育,二者之间不存在论域错位。我们从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美的神圣性观点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可以看到"以美育代宗教"的逻辑可能性。

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究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并纳入"小说怎样说"单元首篇。文本说了什么?假如移除分岔花园那一部分的叙述,再对比这篇小说,问题在哪?间谍俞琛在得到同伙被捕、自己即将被抓的消息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掺杂着太多的巧合。小说的巧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章试从叙事艺术角度——"小说怎样说"探究本篇小说。显然,作者其实就是将阿尔贝和俞琛的基于崔朋的对话用来回答这一关键点。引导学生鉴赏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部分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而妙处还在于:对于博尔赫斯而言,时间,是小说的重要题材,也是小说叙事方式,更是对生活进行思考的方式。

析胡适对传统人性学说的现代阐释

胡适依据实用主义等理论，对中国传统人性论作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将性善说和性恶说转换成无善无恶、可善可恶说；着重考察各派人性论对人性向善可能性的思考，及在人生向善、社会至善的进程中如何抑恶扬善，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探索，为现代人如何追求至善的理想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他多从外在的、强制的角度阐释抑恶扬善的途径，对传统人性说如何从内在的、自觉自律角度达到至善的思想注意不够。胡适的不太深入系统的人性观，是他观察现代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理论依据之一。

注意能力与期待可能性

本文从注意能力概念的界定和期待可能性基本理论的阐释入手,探讨了注意能力与期待可能性的关系。关于注意能力,本文持"个体能力说并认识能力与避免能力说"观点,注意能力与期待可能性的关系,并不是成正比例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审慎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

《长恨歌》“隐事”说辨证

"隐事"说认为,马嵬事变时唐玄宗迫于形势,同意赐死杨贵妃,但参与其事的高力士和陈玄礼都是唐玄宗亲信,杨贵妃可能在夜间换装逃走,但已流落风尘,无颜回宫面见唐玄宗,因此《长恨歌》表达的不是死别之苦,而是生离之恨。但根据可信材料,陈玄礼、高力士固然有时间、也有条件让杨贵妃逃脱,问题在于二人是诛杀杨氏一族的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结果又关系到自身将来的安危,所以必定要确认杨贵妃之死才会罢休,而不存在协助杨贵妃潜逃的可能性。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产生于疑古之风盛行的学术环境中,往往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仅属于大胆假设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

商标权客体“联系说”之证成——兼评“非诚勿扰”商标纠纷案

商标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关公众所认知的商标与商品或服务间的特定联系,这就是商标权客体"联系说"。相比商标权客体的其他学说,"联系说"更加契合商标权的本质,故而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有特殊的意义。2013年修订后的我国《商标法》第57条第2项对商标权侵权的规定,可以从"联系说"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解释。"非诚勿扰"商标纠纷案的裁判结果值得肯定,但法院论证商标权侵权的过程存在缺憾,以"联系说"为指引可以完善商标权侵权认定的说理,增强裁判的说服力。坚持"联系说",能够使人们在面对商标法的各种问题时,时时以商标权的本质为宗旨,而不至于轻易陷入说理的困惑乃至概念的泥潭。

浅论期待可能性应该引入我国犯罪论体系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我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中却没有其地位。探讨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无必要将其引入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应当如何安排它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得出如下结论:期待可能性应该引入我国刑法理论,但是应当把握好其标准问题,采取普通人标准说。

浅析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标准

期待可能性是德、目犯罪构成体系理论中的有责性的判断内容，它指的是如果行为人的处境特别艰难，并且没有意志自由去选择不为该行为时，即社会难以期待这个人能够有舍于规范的行为时，行为人的行为就不具备非难可能性。本文将简要介绍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标准，并对这些标准加以比较、评析，提出自己赞同的判断标准。

从“10万人”“30年”说开去——以《埃及的金字塔》为例谈文本解读

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王崧舟对备课的理解可概括为"精神三变":从骆驼变为狮子,直至成为婴儿。"骆驼"即听从指导,传承前人的经验和文化,"狮子"意味着自己作决定,对自己负责,"婴儿"代表最后精神重新回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原点。王老师在备36字的《长相思》时,赏读了1万多字的鉴赏文字,再读成1493字的自我感悟、发现、鉴赏,后来在《诗论》和《说诗》中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