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五行说新论

近代以来,学界关于五行问题极为聚讼,而以否定五行之合理性者为主流。不仅如此,自帛书《五行篇》出土以来,思孟五行与阴阳五行无关的观点几成定论。两种五行观念的表述差异主要是由于传统德性论的天人观念所致,思孟学派有见于此,在天人合一论之基础上,提出与天道五行相应的人道五行这一德性论的先天范畴,即后世所谓五常。子思唱之,而由孟子集其大成。本文重新抉发了孔子、《周易》、子思、孟子四种五行说之大义,并反驳了简帛《五行篇》出土以来,学术界所形成的简单化的思孟五行观。

思孟五行说新解

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里的“五行”,荀子没有明言是什么。唐人杨倞释为“五常”,是为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

相似文本·思想亲缘·曾思孟关系——《孟子》“思诚”章的三大论域

《孟子》“思诚”章包含三大论域:其一,它与《孔子家语》《中庸》《淮南子》似曾相识的字句同异值得分辨;其二,它与《中庸》环环相扣的思想关联值得分析;其三,它与曾子、子思薪火相传的学脉传承值得分疏。尽管“诚而思诚”的思想义理是《孟子》“思诚”章的重中之重,但如果基于思想义理而统筹兼顾,亦即增加比较研究的文本数量、彰显思想发展的亲缘属性以及理顺曾子、子思、孟子的演变历程,那么,此一单章研究就会达成《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使命,成为孟子研究与孟学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后有四种古佚书,其第一种为儒家《德行》篇。它对“仁、义、礼、智”四行、“仁、义、礼、智、信”五行的集中议论,吸引着人们再一次去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的问题,这就是荀子激烈批评的思孟五行说究竟所指为何。 《荀子·非十二子》说: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

兼祧思孟告荀:二程性论的多维面相

作为理学的主要开拓者,程颢、程颐兄弟通过引入新概念、新范式创发的新性论,是中国性论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形态。由于二程对孟子性论的推崇以及朱熹对二程直承孟子系谱的强化,学界向来多以孟子哲学为二程性论的不二源头。事实上,深入考察二程性论及其对先秦人性思潮的扬弃即可发现,这种"一线单传"的系谱构建方式有待省思。二程论性不仅承继孟子学派,亦兼容涵摄子思、告子、荀子等多家学派,堪称多源;在多源背景下,二程性论展现出了实质之辩(情性德性)、价值之辩(性善性恶)、人物之辩(性同性异)等多重面相,堪称多维。多源、多维审视有助于对二程性论及整个理学性论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先秦儒家伦理的两种类型--兼论思孟五行说

先秦儒家伦理有两种基本类型:君子伦理与民众伦理,二者都以五伦的形式呈现出来,但针对不同的阶层。相比于常见的民众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君子五伦(父子、君臣、朋友、师生、天人)有其独特之处,它内嵌于一个庞大的文明谱系中,与人才、教育、心灵、政治尤其是德性(五德、五行)等方面相对应,并在思想上有一个从形成到被遗忘的过程。对此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先秦思想研究,如可为理解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公案的实质以及思孟学派可能的回应,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中国文学深刻地嵌入中国历史——法国侯思孟教授答本刊问

为了与世界各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加强联系、交流信息,增进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之间的相互了解,共同推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本刊特设＂海外学人专访录＂栏。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论思孟儒学“诚”及其对当下素质教育的启发

在思孟儒学中,"诚"具有极高地位,诚是天道,诚是规律,诚是智,诚是明,至诚善造化,至诚善成就,人生的根本就在于修身立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诚的理论对当下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因敬明诚 贯通天人——思孟程朱一系之哲学特色

从诚敬之辨入手,可以探究思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关系。“诚”之本义,与“信”相近,而“敬”乃“忠肃”之义。《中庸》正式提出了“诚者天之道”的概念,这是思孟学派的重要贡献。到了宋代,“敬”的地位提升了。程朱以“诚”为天理之本,以“敬”为人事之本,发扬了思孟学派“由天即人,由人而天”的思想。荀、董、陆、王之徒,或蔽于“圣王”,或蔽于“本心”,皆非“本天”之学。就儒学而论,思孟以“诚”通天,程朱以“敬”灭欲,既符合“圣人本天”之教,又符合“下学上达”之序,确实是儒学正宗。因敬明诚,贯通天人,乃思孟、程朱一系之哲学特色。

坚持执政为民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云南普洱市反思孟连“7·19”事件做实做深群众工作

孟连“7·19”事件发生后，云南省普洱市深刻反思、立足根本、注重长效，探索总结“五个到位”工作法，做实做深群众工作，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

孔子五行说与思孟五行说同中有异

仁、义、礼三元素是二说相同的地方,另外二元素,“学”与“智”相通,博学则智得,《荀子·劝学》有“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乐”与“成”相连,《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对儒家来说,“成”的终极目标就是圣,所以“乐”亦与“圣”相关。孔子五行说中的“学”“乐”,只点明了由“礼”达“仁”必须通过“学”这一途径,以及成仁后须在“乐”中得以呈现,并未具体考虑到学的结果须达到“智”,成的结果须达到“圣”。

曾子:“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思想家

曾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在儒家学派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地位,而且在思想领域也有重大的建树。他的修身思想、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闪烁着光辉。

从竹帛《五行》的“圣”字解读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在化走向

"圣"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天人关系的道德概念。《论语》中的"道德理想"之圣较为圆融而中庸,其"下学上达"的人文性是儒家思想内在化的孕育期;《中庸》中的"至诚"之圣,通过"天命之谓性"和"诚"的思想,使圣与俗、天道与人道联系在一起;竹简《五行》中的"德行"之圣,四行与五行、善与德、金声与玉振的联系与区别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内在化;《孟子》中的"心性"之圣,通过心性论的突破使"圣"下落到个人的心性之中;而帛书《五行》中的"人道"之圣,使得天道之圣更加内在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道的超越性和神圣性。

《易传》与《子思子》

《周易》在中国经籍中最富有哲学意义,影响深远。相传孔子老而喜《易》,作《易传》,近人多怀疑其说,然而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竟能证明孔子与《易传》确有密切关系。孔子嫡孙子思所著《子思子》已佚,尚有四篇存在《礼记》书内,其思想及所载孔子论《易》语,均可与《易传》印证。荀子也以《易》学著称,其学来自年辈和子思相若的馯臂子弓。《荀子·天论》的思想本于《易传》的《繋辞》,在《大略》中还直接引用《彖传》、《说卦》和《序卦》。继荀子之后,汉初的陆贾、穆生等都精于《易》学,他们或久居楚地,或本来就是楚人。这为流传在楚地的帛书《周易》经传提供了历史背景。帛书的发现和下面两篇文章的论述说明,《易传》绝不是晚出的作品,研究孔子及先秦儒家不可离开《易传》。

论传统道德思维的两大趋向

中国的传统道德思维有两大趋向：一是通过把我纳入思维的范围来提高自我道德境界,二是通过认识我来调整物我、人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