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及其可能转换——基于三种方法论进路的比较

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涉及情境、问题、文本、思想家、研究者诸要素。对这些要素的不同侧重,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形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时空坐标系。运用去时空化、再时空化、时空变迁的时空坐标分析框架,比较三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史方法论进路,即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与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可知,三种时空坐标图式对诸要素的不同侧重有各自理据,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共识、分歧与融合,亦可有条件地转换。这有助于在方法论层面丰富和扩展当下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立体的思想:中共思想史研究方法断想

说思想是流动的,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说思想是立体的,或许有人会一愣:是这样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存在静止的思想,也不存在平面或孤立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立体,不是说思想也有三维,更不是要为思想建立一个模型,而是说思想有多个层次,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如果能够揭示这些层次和结构,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将会有所帮助。

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兼评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其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但马克.布劳格并没有解决上述两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马克.布劳格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不全面的,他也没有深入思考"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马克.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仍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对比较大范围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内容涉之甚少,对"历史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布劳格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其启示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思想家做全面的研究,无论是其编"观念的索引",还是注重思想发展的环境和不同领域的交互作用,以及借用西方理论方法等,都是为了全面地看问题,做全面地分析。此外,他对"偏见""成见""主见"三个观念在思想史研究中作了解释说明,强调要超越"偏见",克服"成见",发展"主见"。他还分析了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认为绝对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的。

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自觉

徐复观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有特殊贡献,尤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反观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发生,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首先来自于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言实证进路和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形上思辨进路。而这两种诠释进路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带来的脱离现实人生、丧失儒学真精神的问题,使得徐复观返归自我,对自我精神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徐复观选择回归现实世界的农村乡土,肯定人性中的心性力量。而在学术研究中从具体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研究者在"追体验"的过程中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因此,"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指向超越性价值世界的过程。对徐复观而言,这既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

论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方法上遭遇到困惑,这促使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这一方法的源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收录的最新《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为主,参照汉译第一版,可以发现,马克思既强调思想史的社会史条件和基础,也重视思想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思想史对社会史的强大反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思想史是人类史的重要部分,是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奔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要方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述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是葛兆光近年来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集中总结。除了继续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以外,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减法”、从“创新性思想”走向“妥协性思想”、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适应时代要求,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为什么是思想史?——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学问取径

徐复观的学问文章,不但说理透彻,而且能感动人,这源于他的思想性格与其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包括如下方面:对徐复观构成思想压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涵括文化、政治和学业各方面;"反乾嘉"情结是考察徐复观学业上的反抗与学问取径之联系的最重要论域;徐复观的学问倾向与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追求相疏离;徐复观的学问中,多有批判性儒学中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知识分子批判的内容;徐复观的思想史方式与伯林观念史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徐复观反抗时代压力的学问故事,对后学有积极、正面的启示。

“剑桥学派”的史学方法与激进民主

"剑桥学派"虽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崛起的思想史研究学派,但在英美学界的影响辐射力迄今仍然相当强势。"剑桥学派"提出的思想史方法论范式,即"让文本返回它最初的写作语境",看起来非常学术化,即强调作为历史研究的思想史研究的客观性。其实,"剑桥学派"并非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学派,毋宁说,它首先是当代西方学界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一支。"剑桥学派"所提倡的思想史方法范式本身,就具有激进民主性质。其代表人物波考克和斯金纳的史学方法论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先颠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用新的史学方法取而代之,才能顺应时代的激进民主潮流。"剑桥学派"让思想史研究变成了激进民主政治论的场域,值得我们保持警惕。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地理学编史方法论:从实证主义到思想史

基于编史学方法论对地理学史进行考察,在回顾地理学史研究进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实证主义和思想史两类编史方法论的文本,力图阐明:①实证主义地理学史侧重于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叙事模式,具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辉格主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未对地理学知识内容及其性质产生实质影响,地理学是"百川归海"式的发展,空间性并不重要,是一元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路;②思想史方法论立足于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按公平性、对称性的原则进行叙事,揭示了古代地理学阶段地理知识的文化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对地理学知识内容和性质的影响,时间性和空间性均是重要的,从而形成了多元比较史的、实践史的进路。在后历史的层面上,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的强纲领叙事模式值得商榷,其主要贡献是建构了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地理学进化史,其不足方面是弱化了社会文化多样性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对应的不同时空中地理知识的内容和性质特征。因此,基于地理学编史学视角得出以下结论:①地理学史是一项建构性的事业,具有明显的相对性;②地理学史编史应注意将地理学置于语境中以获得解释;③地理学史的建构应坚持非强纲领原则。

阿尔都塞的“迂回阅读”:马克思哲学的回顾性建构及其意义

阿尔都塞曾经积极地将18世纪的政治哲学看成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必备科目。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阿尔都塞借用独特的“迂回阅读”方法建立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全新起点,并希望达到回溯性地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阿尔都塞的“迂回阅读”既激活了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意义,也可以进一步启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诠释,其开拓出了马克思哲学全新的理论空间。

中国地理学史编史方法论考察

基于编史学视角对国外地理学史著作的中国部分以及中国地理学史著作的考察,重点论述了实证主义和思想史两类编史方法论特征。考察表明:国外实证主义地理学史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核心,是一种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里并不存在实质性的中国古代地理学,而中国近代地理学则是欧美地理学的移植。在后历史的立场上,对地理学应作宽泛的理解,实证主义地理学史是建构的历史,中国学者遵循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建构了中国地理学理性的一面。中国地理学史人文的方面是通过思想史方法论建构起来的,这种方法通过中国古代原有文化体系、观念、概念、材料来认识地理学的发展史,首要的意义是与实证主义建构相反的还原。基于思想史方法论的中国近代地理学史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首要的并不是西方地理学的移植,而是自主地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学术重构,反映的是中西学术的双向互动,并不是西方地理学的单向传播。

董仲舒的名性论探析

董仲舒的名性论将人人同一之性与中民之性相混同 ,是造成其人性论研究长期异说纷纭的症结所在。多年无人认识到这一点 ,说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存在方法论问题。

故事的思想史研究——重点讨论河北中部和南部故事中的神崇拜与道德观

如何看待中国人的神崇拜与道德观?这是中西学术交流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以往主要用西方概念和西方宗教学的方法进行讨论,不符合中国实际。实际上,中国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非宗教国家。中国在儒学支配下,同时在儒释道综合构建的道德观系统中,创造了与西方宗教世界完全不同的灿烂历史文明。中国人也有次宗教的神崇拜,但这种次宗教低于道德观体系,不能对道德观体系提出任何问题。中西方有两种十分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用西方框架套用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前在这方面的有限研究,只关注中国上层经典,这也远远不够,还是要注意使用中下层思想资料,如来自民众、藏量丰富的中国故事,这是西方人接近中国人的神崇拜和道德观的直接思想资源,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作者是西方学界最早使用权威中国故事资料(以河北中部和南部故事为主)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汉学家,本文体现了作者通过研究所构建的中国道德观话语体系,包括:神人合作思想、妖怪学、神人关系与社会分层、神人互动与阶级关系、社区宗教仪式与集体文化遗产等。

数学教育，呼唤文化精神的回归

文化精神的回归，是对数学文化育人功能的重新审视和界定。数学课堂教学要通过数学史的挖掘和利用，数学思想方法的构建与追求，数学美的发现与探究等方面彰显文化精神。

多媒体课件融入公选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文通过对多媒体课件融入公选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分析,并以公选课《物理思想史与方法论》为例,充分说明这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Debate on ＂Evil law is law＂ and ＂Evil law is illeg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trial of Socrates and the trial of Jesus in the Christian history are equally famous. This trial implied several enduring and classical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egal thoughts. Why did Socrates accept the results of the ＂Miscarriage of Justice＂？ Who led to the wrong decision？ Why would Socrates be executed？ This article is precisely embarked from this trial, to explore ajurisprudent issue related to the trial： the debate on Evil law is law and Evil law is illegal.

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论思想

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既吸收了以往许多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成果，在古代科学方法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