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兼评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其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但马克.布劳格并没有解决上述两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马克.布劳格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不全面的,他也没有深入思考"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马克.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仍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对比较大范围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内容涉之甚少,对"历史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布劳格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及其现代价值

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被著名经济思想史家珀尔曼誉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米切尔在该书和其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相当大亲和力的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理论无不是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米切尔还强调了人性形成的制度因素,反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米切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仍有借鉴价值,尤其是作为对内部历史观或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批判的先声。但米切尔的经验主义错误使得他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认识仍存在着严重缺陷,这是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时值得吸取的教训。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但长期以来其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几被遮蔽。全氏补本力求摆脱宋以来的道统谱系,着意重构宋元儒学的多元史实;发掘梳理大量处于边缘与过渡环节中的儒学活动,呈现了儒学流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增设与儒学运动密切相关,但思想内容不多的学案以及不直接反映思想的党案,使思想史的建构突破了纯理论的范式。与黄宗羲相比,全氏补本更具有“历史的”性质,反映出清代浙东思想史观的变化,并折射出清代学术有别于宋学的特征。

熊彼特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及其评价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将经济政策排除在经济分析史之外,认为经济分析的发展具有其内在逻辑,将经济分析史定义为独立于环境因素,特别是独立于哲学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历史,因而成为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有很大不同。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同时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经济学的多元性。然而,由于囿于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中的诸多缺陷,熊彼特梳理的"科学观念源流"主要偏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没有认识到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也形成了一条独立的"科学观念源流"。深入剖析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缺陷对于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穿越理解的双重屏障——论史华兹的思想史观

本文讨论本杰明·史华兹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观。作者认为，史华兹不是那种抽象理论的构造者，而是对思想世界有敏锐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方法论论述带有显著的实践性格。

布罗代尔总体史观思想对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文章首先阐述了布罗代尔总体史观思想,然后论述了布罗代尔总体史观思想对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包括对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启示、对教师教学的启示、对学生培养的启示。

思想史的界定与门径——以两部学案为例

由于研究对象的无形与复杂,思想史的界定很困难。虽然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但具体的研究却有待于来自学术史的规定。《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学案为例,就思想史的形态与内容、体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价值诉求下的不同的思想史观进行了分析。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史遗产及其当代启示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熊彼特为经济思想史及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思想遗产。面对当前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他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质和范围的认识提供了一些中肯的回答和建设性的意见;他在经济学史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研究方法论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而他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之间关系的把握对于当前经济学研究依然激动人心。

津田左右吉“东洋文化史观”的形成

本文主要针对活跃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近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津田左右吉(Tsuda sokichi,1873-1961)的"国民思想史观"、"日本文化史观"、"东洋文化史观"等学问理论的主张,解析其对近代日本文化"独自性"意识的形成及"国民思想"对日本社会之影响,进而探讨其"东洋文化史观"的形成与学问转化的问题。

深入探寻马克思哲学思想原创的差异化踪迹

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关于研究方法的反思、检讨和争论就会自然产生。这既表明了该学科已经获得充分发展、达到相当的成熟度,也意味着其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阶段。方法论检讨由此成为该学科突破“瓶颈”、自我提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的关键。近年来学界质疑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开启了该学科方法论的检讨序幕。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轮新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问题,主张必须正确认识并评价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局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这里刊发这组笔谈文章,希望以此推进国内学界对此展开更为充分而广泛的讨论。

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评论和分析及其意义

对经济思想学派或流派的分析,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容。1845年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评论,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独立研究的开端。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对经济思想流派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以及当时"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等"各种学派"作了分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比较分析中,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思想分野的四种倾向和作为"例外"的庸俗经济学流派的基本特征作了阐述,对经济思想流派分野的"起源型"因素作了分析。《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按照剩余价值思想的历史发展,对经济思想的各种流派的基本脉络和嬗变作了系统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经济思想"起源型"中历史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作了阐述,对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转化的必然性、过程及特征作了分析。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对经济思想流派的分析,利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及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以苏联学者卢森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及之后的单卷本的出版为显著标志的。《政治经济学史》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作了开拓性的探索;较为完整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史过程和体系问题的基本观点;综合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学术形式及基本范式。《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和单卷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史,而且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都作出过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