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思想建构的三个向度

首先祝贺《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有关杂志的背景介绍,非常不容易。儒学研究现在特别需要这么一份刊物,既有思想性,又有现实关怀。只有将深度的哲学研究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儒学才能获得内在的生命力,能够回应现实的挑战。像《当代儒学》刊物,目前还太少,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独特”的背后:非正统的现代杂家——关于李劼人思想建构特点的一种解析

李劼人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不拘于传统的方志特色的形成,根源就是其非传统的“杂家”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放视野和杂取互融的倾向。其思想建构上的现代杂家特点促使其开创了现代历史小说的新形式,在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小说史上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试论小学数学“化错教学”的思想建构

华应龙先生创立的＂化错教学＂思想,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高度,给小学数学教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丰富了小学数学教学的技艺领地。作为华应龙名师工作室的成员,笔者试从＂化错教学＂思想建构的角度,谈谈对＂化错教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教学策略,以及化错教学与＂顺其自然教学＂的思想融通之处。

作为思想建构意义的《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思想日趋成熟,实现了和朱子之学的分道扬镳。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说,阳明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朱子与朱子学的强大的影响力。从元代开始,朱子学被定为官学;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这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朱子学是最普遍的思想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时的真理。阳明学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朱子晚年定论》即用以调和与朱子学之间存在的冲突情形。因此,从思想史层面探讨阳明之编《朱子晚年定论》,有助于凸显其对阳明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重建视域下墨子思想的多维透视——《墨子理想国的思想建构》之文化表征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P21)文化经典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底蕴和文化精神的标识,作为中华文明脉系渊源之一的墨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籍滕州的吕艳女士博稽通考、钩沉本土名人事功,发掘乡贤文化,致力墨学研究,力求从墨家经典中发掘墨子的思想潜质、提炼现代人文精神,以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赋予墨家文化以新的素质、新的维度,把墨子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生态理想的探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研读与理论架构,最终形成墨子研究的专著《墨子理想国的思想建构》[2]。

张岱年思想建构中的船山学渊源

张岱年对王夫之哲学颇表推崇,揭示其现代性与前瞻性,并继承和发展了船山思想,同时融汇马克思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思想,建立起新气学(新唯物论)的思想体系。其形上哲学、知识哲学、人生哲学、文化思想以及哲学史研究均与船山思想颇有相关性,值得注意。

唐君毅后期美学思想建构略论

唐君毅后期对传统中国美学研究的贡献,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在早期和中期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唐君毅考索中国古代审美意识,探讨文学艺术的本性,勘察文学艺术的境界层构,以自己理解的成熟方式,解释和深化中国传统或西方理论的现代意蕴,从而在理论上达到某种思维的新境界。后期的唐君毅在吸收、消化诸多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融会贯通,加以深化思考,显现出思维层次的递进性特征。海内外学界一些论者有关唐氏后期美学陷入"停滞"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唐氏后期美学思想,是现代中国美学建构的宝贵遗产。

“胞民物与”的关中审美圆融思想建构

＂胞民物与＂是张载提出的生态色彩鲜明的代表观点。张载在看待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关系时,将人与自然天地置于圆融的广阔视阈中进行审视,构筑出人与自然天地共存共生的和谐状态。＂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在张载看来,天地与人之间属于父母子女的关系,将自然观引申为融洽的家庭观、社会观,人成为天地之中的一个有机构成。

牟宗三哲学思想建构

牟宗三在西方哲学方面,其思想核心来自于康德哲学,同时还吸收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中国哲学方面,则是继承了陆王一系中的陆象山和刘蕺山的思想。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中关于"现象"和"物自身"的论述,引出道德意识、道德良知以及"智的直觉"等概念;利用"智的直觉"对儒、释、道三家进行判教,最后通过判教提出"两层存有论";并根据《大乘起信论》中"一心二门"的思想将"有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统一起来,最终完成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

吕留良的《中庸》诠释及其思想建构

吕留良为清初朱学代表,其有关《中庸》的诠释,可以说是“接着”朱子讲的。他一方面顺承朱子《中庸章句》解说的脉络,延续朱子《中庸》诠释的问题性,吸取了前者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同时又针对俗学、异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如针对异学之以圣人之教为外铄的错误看法,吕留良认为性、道、教内在关联,且以道为中心,性上着不得“修”字,提倡“修道而性复其中”。另外,他否定了以心之动静时节来区分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做法,指出戒惧与慎独并非平行对立的两对工夫,而是两节工夫。在对“尽性”的理解上,吕留良亦指出“尽性”并非异端所言之见性、了性,“尽性”其实包含了内外、彼我两面,是内而尽己,外而尽人、尽物的一个兼而尽之的过程。吕留良的《中庸》诠释在清初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清初朱学复兴的一个反映,了解其思想,对于把握该时代整体思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建构中的“人权”观念辨析

"人权"作为现代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输入中国。在早期思想家论说中,"人权"概念在社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陈独秀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动力之一。有学者提出,不能将国家生存发展凌驾于"人权"之上。20世纪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编辑《人权论集》,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讨论"人权"问题,丰富了"人权"概念的内涵。通过考察20世纪前期有关"人权"观念的主要论说,可以看出,"人权"观念的辨析是中国现代思想建构的核心论题。

用“中和位育”思想建构和谐校园

建构和谐校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我国的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着师生、家校、社会之间不和谐的现象,产生了教育的＂畸形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讲究平衡和谐。在孔庙大成殿上。

中学语文观课评教新思想建构

观课评教是教师一项基本功。总结中学语文观课评教思想,有以下两大趋势。1.课堂观察由内而外评课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评课的范围将得以拓展。较为理想的评课体系应该是课前由上课教师阐述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对学生的理解,上课时大家对照执教老师的解读看目标是否一一达成,看教师所教的是否与想教的一致,学生所学的与实际所教的是否一致。

“诗言志”:从思想建构到教化诗学

闻一多论“诗言志”,认为“志”与“诗”是一个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重含义,其中“怀抱”兼有“记事”和“情”之意《诗经》就体现了二者的结合,“诗言志”也就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的纲领”。闻一多的“怀抱”说,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在汉代以前,“诗言志”是专论《诗》的,应为“《诗》言志”,它并不具有一般的诗学意义,也不应该将《诗》看作“诗言志”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

时空与平等:文学中的形式因素与思想建构

一、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时空的性质与特点。从哲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时空观经历了以亚里士多德时空观为代表的朴素时空观、以牛顿时空观为代表的绝对时空观、以黑格尔时空观为代表的辩证时空观、以爱因斯坦时空观为代表的相对论时空观四个发展阶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性的研究主要包括界定内涵、分析表现、探究培养路径等方面,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研究偏向。既有研究的视角偏重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对教育活动之外的自主建构关注不够。为化解争论、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性研究,未来有必要进一步从教育对象所从事的思想品德建构活动的视角探究其主体性,包括明确教育对象的主客体定位,揭示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建构的主体性的表现,探究其影响因素等。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美学思想建构

"音乐美学思想"一词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却早已涉及,较为著名的有儒家的"和"思想、道家的"大音希声"思想以及墨家的"非乐"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皆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如今的中国音乐正朝着多元化、个性化、嘈杂化等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置于文化学视阈中进行构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实现音乐美学思想的重构不仅能够丰富音乐的相关理论,而且可以增强自身的音乐表达以及实现如何依托于音乐来构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向标的目标。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涉及对诸多方面问题的考量。一方面,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人格思想建构的经验教训,重新审视传统人格思想的合理性,将那些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思想传承下来;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分析西方文化及人格思想的优劣得失,将那些合乎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思想精华借鉴过来,进行古今、中西会通,从而熔铸出一种新的人格美学思想。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路大致包括:现实型人格与理想型人格相统一;人格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人格的天性自然与修养造就相一致;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相一致。

现代思想与民间文化之通融:李劼人思想建构论

李劼人思想建构之本真在于现代思想与民间文化的绝妙融合。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影响激活了李劼人思想中潜伏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因子。他通过对思想变革的深入思考,将巴蜀文化中固有的朴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发展成了尊重个体独立、个性解放与个人发展为旨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李劼人在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离乡"之后,自觉继承了巴蜀文化中重视世俗生活的实事实功精神,同时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底色,对巴蜀民间文化进行了新的翻检,从而使巴蜀文化在地域性的基础上有了超越性的蕴涵。李劼人独特的思想不仅对巴蜀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积极的意义,即在传承巴蜀文化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现代的新质;而且对当代巴蜀文化建设也是很有启示,以精神的地域之乡为思考起点的方式,或许能治愈长期西化而导致失语症。

“执政为民”思想的建构及特征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具体说来,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初建期、邓小平时期的开创期、江泽民时期的确立期和胡锦涛时期的发展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各领风骚和超越式发展的特征。在几代领导人中,"执政为民"思想血肉相连,并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为人民忠诚奉献作为最终目标,一直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