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的思想纷争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大流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思想纷争。在诸如"民族形式"问题、"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写光明为主"的问题等方面,以周扬为代表的一派和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一派,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前者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谋求对文艺问题的政治化解决,后者却强调文艺用它特有的方式为现实服务,两个流派的纷争一方面彰显了各自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局限与不足。

“王权至尊”与都铎时期的思想纷争

1535年亨利八世颁布的《至尊法案》标志着英国的权力体系由教皇-国王的二元权力体系向王权至尊的一元政治体系转向。但是,至尊王权对于英国社会而言是一个新的命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国王、保守派和改革派都对至尊王权进行了自己的解读,由此在思想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主张。都铎中后期关于政体、社会、宗教的思想纷争皆可从关于“至尊王权”的争论中找到根源。

司马迁隐约遂志式儒家诗教观

学界对司马迁思想的探讨由来已久,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从崇道、尚儒的静态纷争到兼容诸家的动态分析,学者们更加注重运用司马迁序事于论的书史方法,具体研究司马迁的思想。“隐约遂志”是司马迁著史过程中表现出的情感之一,是有节制地抒发困厄中的悲情,在屈原式的个性悲情与士大夫共性悲情之间起到连接、过渡作用,是“悲情论”审美观的进一步强化。而这“隐约遂志”背后反映出司马迁思想中修德养义的儒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