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人性论新解——以《思问录·内篇》为中心

以王夫之《思问录.内篇》文本为主要依托,阐发其人性论思想。王夫之人性论的逻辑起点,是从肯定天道运行的"继善成性"论出发,进而论及性体诚而实有、性具节文条理、性日生日成,在此基础上承孟子的性善说、融孔子性与习的思想构建其人性论体系。其人性论的逻辑终点则是肯定受大公之理所凝之"我","我"的挺立从而能主持天地、崇德广业,以人文化成天下。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思问录内篇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观盥而不荐非荐之时。然而必盥也观我生君子而后可无咎。观其生君子而后可无咎不然咎矣。内不见已外不见入。而后得所止焉。其为天理也孤矣。忧世之将剥而不与尝试非与臣言忠与子言孝。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为德。则且与之为婴儿。知之益明而益困矣。艮观同道故君子尤难言之。按艮观同道。君子之行止在乎心之一动一静而为行为止。

思问录内篇

衡阳王夫之譔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奚以思之哉。俨若思之谓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几。其功密矣夫。按人能于内里时刻用功。则视自明。听自聪。色自温。貌自恭。然舍思亦无工夫。所谓旁行不流。圆神不倚也。其思之中正。而不倚于一偏早定于神化之域矣。恃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尝试之。强通其所不通则私。故圣人毋意。即天下而尽其意知。以确然于一则公。故君子诚意。诚意者、实其意也。实体之之谓也。

思问录内篇

衡阳王夫之譔船山先师之学。极平实。极精微。实哲学政学合一者。成已之仁。成物之智。合内外之道。严人禽之界也。顾先生潜龙以不见成德。于寂寥人境之外。独自翼道探微。守先待后。至今三百余年。中国之人心所以不死。天理民彝之终不可亡。实赖先生有以紧之。紧之之道。无他。不外一眠一食。一动一言。兢业惕厉干干不息。合乎一元之极。不踰神化之位而已。所谓道之所自建。原因人之心思而生。心之有思。因以见事物之有理。非天建地设。有一不可至之境。役人之心以求之也。认得道因心立。即可识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船山斯作。

思问录内篇

成性存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巳。命、不、已。性、不、息、矣。谓生初之仅有者。力术家所谓胎元而已。按胎元之说。是方术家认生初之理未真。不、知、于、穆、不、已。正、见、性、不、息、也。感而后应者。心得之余也。地所感而应者。性之发也。无所感而兴。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然后感而动焉。其动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多元史观下的文学探寻——评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学界曾有"贫矿"之喻,意指随着横向研究之泛与纵向研究之深,在现代文学30年这本不十分富余的研究领地上,可供开发的处女地越来越少。现代文学研究选题之难、出新之不易似乎已人所共知。然而,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思问录》)却给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

王船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的冲突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激烈变化的时期。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西方科学文化的东渐,

试论王夫之的文明演进思想

人们在研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时,较多地注意了他的“势、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注意到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历史进化观念。但对于后者,一般都论述较略。我觉得王夫之历史哲学最闪光的部分恰在此处。他关于由禽兽进化到人类,由“夷狄”之“野”进化到华夏之“文”的论述,极其丰富、深刻而精采,可以说达到了中国以至世界近古文化的最高水平。第一,王夫之注意到人类之“质”与禽兽之“质”的差异性。关于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差别问题,直至近代文明诞生以后,才逐步作出理性主义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人的本质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读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

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蔡尚思先生所撰《王船山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色,在人们把视野集注于王船山批判程朱理学时,作者却以翔实的资料,说明船山对程朱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仍有所眷恋;在人们汲汲于发掘船山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时,作者却认为“王船山提出绝对君权论” (《王船山思想体系》第20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数。);在人们盛赞船山的进化史观时,作者却认为船山主要是“

试论王船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十年前在衡阳召开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对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问题曾有过争论。一方面有人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国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另方面却有人说他是个老封建礼教家。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至今仍在争论。要全面评价船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我认为就不能摆脱如何看待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问题。任何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不能恰当说明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王船山自是承传儒学。但儒家从孔、孟开始,其思想固然有保守的一面,却亦有适应时代发展而变革的一面。自强不息,革故鼎新,

略论王船山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船山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正确评价,将有助于正确评价王船山整个思想体系的是非得失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占的地位。

弘扬王船山的精粹思想

王船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十七世纪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

《张子正蒙注》对《正蒙》哲学思想的发展

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是一部有特色的哲学著作。他为《正蒙》作注的目的,就是要“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于天下,以“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在他看来,自道学之兴于宋,只有《正蒙》才著明了“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也只有《正蒙》,才“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所以,他要继张载之后,再来一次“正蒙”,以“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

论王夫之的思想

小川晴久先生对船山易学深有造诣,1972年在日本《中国古代研究》(第4期)上发表有《王船山易学——作为周易研究一环》的论文。本文着重从船山实有、主动的道器论、继善成性的人性论、自然生化论的进化史观、面向科学的质测之学眼光、与自然对话的文学世界五个方面,扼要地论述了王夫之的思想,尤其欣赏船山对振兴中华之道的自觉和志向。本刊特择要发表,以飧读者。

王船山与魏源改革思想比较

王船山和魏源都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大影响。将他们的改革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明清之际近代思维方式浅议

十七世纪中国的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幼嫩、脆弱但又在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人们反抗、流荡或隐居的行为方式和崇尚奢华的生活方式;蓬勃兴起的自然科学系统研究的热潮;繁荣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艺术,这一切,使此时的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作为传统思想的异端,破土而出,其思维方式包含着近代思维方式的因素,“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

王船山的史学思想

王船山因身遭国变,创巨痛深,为了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寻求民族复兴的途径,他注重研究历史。在王船山以前的史学家,多数把史学作为知识储备或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来看待。比较深刻的认识是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