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种移植中急性细胞性排斥的研究进展

异种移植是极具应用价值的一个医学领域 ,当前异种移植主要以猪→人为研究对象 ,它的临床应用至少要克服超急性排斥、急性血管性排斥和急性细胞性排斥这三大障碍。本文就急性细胞性排斥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人T淋巴细胞对猪异种抗原的直接识别。

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肝移植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发生的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受者外周血CD19^(+)CD24^(hi)CD38^(hi) B细胞占单个核细胞比例变化情况及其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80例成人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CR,将受者分为ACR组(25例)和非ACR组(55例)。术前、术后各个时间点抽取参加研究者静脉血并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加入异硫氰酸荧光素-单克隆鼠抗人CD19抗体、藻红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24抗体和别藻蓝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38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CD19^(+)CD24^(hi)CD38^(hi) B细胞百分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ACR组、非ACR组受者术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3.13±0.91)%、(3.49±0.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6,P>0.05)。ACR组术后发生ACR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1.87±0.70)%。非ACR组受者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1.64±0.52)%、(1.63±0.56)%和(2.04±1.24)%,术后3、6个月平均值均低于术前和术后1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CR组受者发生ACR时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0.8±0.5)%,低于发生ACR前的平均水平(t=5.752,P<0.05),且低于非ACR组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平均水平(P<0.05)。ACR组受者接受抗排斥反应治疗后,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也逐渐增加,ACR发生后7 d为(0.84±0.0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发生30 d后达(1.65±0.1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截断值为1.015%时,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ACR发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6和0.702,ROC曲线下面积为0.775(95%CI:0.671~0.879,P<0.05)。结论: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下降与肝移植术后ACR反应发生有关,并可作为预测ACR发生的细胞标志物。

建立猪MHCⅠ类抗原特异性人T细胞系的探讨

目的 建立间接识别中国版纳猪SLAⅠ类P1分子的特异性人T细胞系的方法 ,以进一步研究SLAⅠ类分子的间接识别在猪→人异种细胞性排斥中的作用。方法 以E·coli中表达并纯化的SLAⅠ类分子P1为抗原 ,体外反复刺激健康人PBMC ,3H TdR掺入法筛选特异性增殖的T细胞 ,FACS作表型初步分析。结果 初步测定健康人外周血版纳猪SLAⅠ类P1分子特异性T细胞反应频率约 6 .67× 1 0 - 7,所建 4个T细胞系表型均为TCRαβ+ ,其中 3株以CD4+ 为主 ,1株以CD8+ 为主。结论 利用E .coli表达的纯蛋白抗原可建立间接识别版纳猪SLAⅠ类P1分子的特异性人T细胞系。

肝移植排斥反应中C4d的表达意义

目的:研究肝移植排斥反应中C4d沉积的部位和意义方法:对肝移植患者的肝穿刺标本作C4d免疫组化染色,观察C4d阳性沉积情况与肝脏病理改变的关系.结果: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中的69.2%肝移植标本,在肝小叶汇管区小血管壁及肝血窦壁上有C4d的沉积.33.3%移植后乙肝复发和28.6%乙型肝炎的标本中,仅汇管区小血管壁有C4d的沉积,而无肝血窦壁上C4d的沉积.12例器官保存性损伤的肝标本中1例汇管区小血管壁及肝血窦壁上有C4d的沉积,此例1mo后再次穿刺发现急性细胞性排异反应.肝移植后胆管阻塞的标本中没有发现C4d的沉积.结论:C4d在肝血窦壁的沉积可以作为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鉴别诊断一个比较特异的免疫组化指标.

尿液中趋化因子免IP-10水平在兔抗人T淋巴细胞疫球蛋白临床应用中的指导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尿液中IP-10在ATG治疗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时剂量及疗程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肾移植术后病理确诊为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的患者40例,随机将其分为IP-10组(n=20)和Scr组(n=20),测定此时两组患者尿IP-10和Scr水平,之后给予ATG治疗,并分别将IP-10和Scr水平变化作为ATG剂量调整依据及停药标准,观察IP-10组和Scr组ATG疗程、人均日剂量、人均总剂量、严重血小板及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3月内急性排斥反应再发生率、1年内感染发生率。结果:平均用药时间IP-10组(5.35±1.93)d,Scr组(6.70±1.75)d;人均ATG日剂量IP-10组(2.50±0.57)mg(/kg·d),Scr组(2.77±0.74)mg(/kg·d);人均ATG总剂量IP-10组(13.40±6.59)mg/kg,Scr组(18.25±7.35)mg/kg。三项指标两组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严重血小板及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3个月内急性排斥反应再发生率以及1年内感染发生率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尿IP-10检测法能够有效、可靠指导肾移植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患者ATG使用,降低ATG治疗费用。

父母供肝对1岁内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细胞排斥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供肝对1岁以内儿童肝移植术后早期(≤3个月)急性细胞排斥反应(ACR)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儿童活体肝移植的362例1岁以内儿童受者及相应供者的临床资料,按供肝来源分为父亲供肝组(156例)与母亲供肝组(206例),分析两组供受者的临床特征、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ute cellular rejection,ACR)发生的相关差异性。结果362例受者中,父亲供肝156例,母亲供肝206例,术后早期ACR发生率为14.9%(54/362),其中父亲供肝组ACR发生率为20.5%(32/156),母亲供肝组ACR发生率为10.7%(22/2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λ2=6.763,P=0.009)。在供受者性别匹配情况分析中,女性受者父亲供肝组的ACR发生率为22.6%,母亲供肝组的ACR发生率为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λ2=5.411,P=0.020)。父亲供肝组术后发生首次ACR的中位时间为13.00 d,范围在(8.25~20.25)d,母亲供肝组的中位时间为17.00 d,范围在9.00~28.25 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ACR均以轻中度为主。结论在1岁以内儿童活体肝移植中,母亲供肝术后早期ACR发生率低于父亲供肝,在女性受者中更加显著。

活体亲属供肾肾移植3例

3例男性接受活体亲属供肾肾移植患者,平均年龄36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平均血液透析6个月,术前平均血肌酐1100μmol/L。供者为患者兄长与母亲,供受者间均为相同"O"血型,HLA单陪型相同,受者群体淋巴细胞抗体及淋巴毒实验均阴性。术后常规应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A、霉酚酸脂、泼尼松。3例移植肾血供开放后即刻排尿,术后第1个24h平均尿量12000mL,术后4～6d血肌酐恢复正常。本组3例中,例1术后10天出现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经抗CD3单克隆抗体治疗后排斥反应逆转。至2008-013例患者全部存活,最长时间4年,且服用小剂量免疫抑制剂,肾功能良好。

移植肾抗体介导性排斥反应的诊断、预防及治疗的进展

由于强效及特异性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肾移植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降低，移植物的1年存活率明显提高，然而，移植物长期存活并未得到显著改善。由于组织相容性匹配及交叉配型的广泛应用，移植前患者体内预存的供体特异性抗体（DSA）而引发的超急性排斥反应已极为少见。同时由于强效免疫抑制剂的联合应用，

移植肺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近年来,随着肺移植外科技术和术后管理经验的积累,我国肺移植例数逐步增长。肺移植术后移植肺可出现多种并发症,主要包括由移植肺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等所致的原发性移植肺无功能(PGD)、急性与慢性排斥反应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出现的机会性感染或淋巴组织异常增生等。移植肺并发症的确诊主要依据移植肺活组织检查(活检)。本文对移植肺病理学研究的简史、移植肺活检的主要方法及其病理学处理技术、肺移植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其活检病理学诊断标准进行阐述,旨在为指导临床对上述并发症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移植心脏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随着心脏移植外科技术的提高和强效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心脏移植例数和移植心脏存活时间均显著提升。然而在心脏移植术后的不同阶段,仍然可出现移植心脏右心室衰竭、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排斥反应、“Quilty病变”、感染和以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TCAD)为特征的慢性排斥反应等一系列并发症。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EMB)技术的应用使得包括排斥反应在内的移植心脏多种并发症的病理学特征得以观察和掌握,并成为移植心脏并发症最为准确的诊断手段。本文对移植心脏病理学研究的简史、心脏移植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其诊断标准以及移植心脏排斥反应诊断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使更多的心脏移植受者受益。

C4d在肝移植排斥反应中表达的意义

目的:研究肝移植排斥反应中C4d沉积的部位和意义。方法:对肝移植患者的肝穿刺标本作C4d免疫组化染色,观察C4d阳性沉积情况与肝脏病理改变的关系。结果: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中的69.2%肝移植标本,在肝小叶汇管区小血管壁及肝血窦壁上有C4d的沉积,33.3%移植后乙肝复发和28.6%乙型肝炎的标本中,仅汇管区小血管壁有C4d的沉积,而无肝血窦壁上C4d的沉积.12倒器官保存性损伤的肝标本中1例汇管区小血管壁及肝血窦壁上有C4d的沉积,此例1mo后再次穿刺发现急性细胞性排异反应.肝移植后胆管阻塞的标本中没有发现C4d的沉积。结论:结论:C4d在肝血窦壁的沉积可以作为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鉴别诊断一个比较特异的免疫组化指标。

心脏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研究现况与进展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是心脏移植术后重要的并发症,在国内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目前认为AMR是一个自病理到临床的系列演变过程,启动于免疫要素(抗体、补体)的积累、免疫活化最后终结于组织器官损伤。临床上涵盖了循环抗体沉默期、亚临床期及有症状的AMR期。AMR发病机制是免疫球蛋白与补体沉积在移植物微血管内引发的炎性反应,其中补体活化是关键环节;因此,心肌活检标本中免疫检测补体C4d及C3d阳性,结合组织病理学毛细血管损伤是确诊AMR的必要依据;无创性基因Allomap和供体来源细胞游离DNA检测是筛选和监测的有效手段,但不能作为AMR的确诊方法。AMR的治疗可依据临床分级联合采用:皮质类固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或利妥昔单抗这些证实有效的抗免疫损伤措施;而抗CD52单抗、依库珠单抗、光化学疗法等技术的疗效尚待于进一步验证。

凋亡抑制蛋白Survivin在移植物内T淋巴细胞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 观察T淋巴细胞在体内和体外接受同种抗原刺激后凋亡抑制蛋白Survivin的表达规律并探讨其意义.方法 实验分三个部分.（1）体外实验中以刀豆素A（ConA）10 mg/L刺激C57BL/6小鼠脾细胞并进行培养,然后加入抗白细胞介素2（IL-2）受体的单克隆抗体阻断细胞增殖,最后检测脾细胞中Survivin表达的情况.（2）通过对Balb/c×C57BL/6杂交F1代小鼠输注C57BL/6小鼠脾细胞建立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R）模型;并于不同时间点检测供者淋巴细胞中Survivin的表达.（3）选取临床移植肾穿刺活检标本73例,按移植肾Banff 97活检病理学诊断和分级标准对标本进行病理诊断和分级,并检测Survivin表达.结果 ConA刺激后脾细胞中CD3阳性细胞表达Survivin,第3天阳性细胞数目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少.GVHR小鼠于输注脾细胞后第4天,肝脏门静脉周围和汇管区出现淋巴细胞浸润并表达Survivin,可维持到第12天;第14天即不能检测到浸润淋巴细胞表达Survivin.对移植肾穿刺活检标本的检测发现,未诊断为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的13例标本淋巴细胞Survivin表达均呈阴性;而诊断为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的60例标本中有44例Survivin表达阳性（7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T淋巴细胞激活后可表达Survivin,且表达具有时间依赖性.鉴于T淋巴细胞表达Survivin的特性,移植物内T淋巴细胞表达Survivin可用于鉴别是否存在排斥反应,以及排斥反应所处的阶段.

成人肝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治疗

目的探讨合理有效的肝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MR)治疗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成人肝移植术后发生AMR受者和同期肝移植术后发生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受者的临床资料。收集两组受者围手术期资料、糖皮质激素使用剂量及维持时间、干预治疗以及病情转归等数据,比较常规抗排斥反应治疗方案对肝移植术后AMR与ACR的疗效差异。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两组供者年龄、受者年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以及肝移植至诊断ACR或AMR的时间间隔等指标。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原发病、抗排斥反应治疗及联合干预情况。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AMR发生时间晚于ACR,AMR组和ACR组确诊时间分别为肝移植术后(413±97)d和(12±5)d(t=30.430,P<0.05)。AMR组糖皮质激素治疗时间长于ACR组,分别为(29±15)d和(11±6)d(t=6.122,P<0.05)。在接受标准免疫抑制方案的情况下,与ACR组相比,AMR组需要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的受者比例高于ACR组(8/8和21/50,P<0.05),需要给予联合干预治疗的受者比例也高于ACR组(3/8和0,P<0.05)。结论与ACR相比,AMR通常需要延长糖皮质激素使用疗程,并联合丙种球蛋白、血浆置换及其他方法进行联合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