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DebakeyⅠ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出现肺部感染原因及护理

目的分析急性DebakeyⅠ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方法回顾性分析该院2014年1月～2015年12月158例DebakeyⅠ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资料,分析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通过针对性改良护理措施,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及感染后死亡率。结果施行针对性护理策略后,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率明显降低,术后ICU监护时间与感染后死亡率均明显减少。结论急性DebakeyⅠ型主动脉夹层患术后肺部感染的原因与吸烟、术前肺部感染,胸腔积液、术中体外循环时间太长、中大量输血,术后呼吸机相关感染有关。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可以有效以降低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降低死亡率。

1例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合并肠系膜上动脉闭塞病人的术后营养支持

急性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病人病死率极高,发病后24 h内约为33%,48 h内约为50%^([1]),1个月内高达95%^([2])。经外科治疗后,术后一个月内死亡率由90%降至30%,降低死亡率^([3])。在主动脉夹层病人中约1/3会出现终末器官灌注不良综合征^([4]),其中,并发肠系膜灌注不良是最隐匿的,临床表现也较为隐匿,常常被主动脉夹层引起的胸腹痛覆盖,极易被误诊,预后较差^([5-6])。目前,国内将合并肠系膜上动脉闭塞、肠系膜灌注不良的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作为手术相对禁忌证,开展较少^([7])。术后需要恰当的营养治疗才能明显改善预后。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Neri C型冠状动脉受累细化分型的外科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合并Neri C型冠状动脉(冠脉)受累细化分型的外科治疗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20年11月~2024年2月21例ATAAD合并Neri C型冠脉受累的病例资料。夹层累及冠脉,发病时间<1周,行全主动脉弓替换、降主动脉支架象鼻人工血管置入、升主动脉置换及冠脉处理。细化分型及冠脉处理方法:C1型(冠脉开口局部损伤破裂,与假腔部分连接,冠脉开口内外膜无分离)7例以人工材料“铜钱样”修复;C2型(冠脉开口严重损伤撕脱,与假腔完全连接,冠脉近段累及轻微,内外膜局部分离,未形成套袖)3例以8 mm人工血管置换;C3型(冠脉开口严重损伤撕脱,与假腔完全连接,冠脉近段累及严重,内外膜完全分离,且形成套袖)11例以大隐静脉旁路移植。结果院内死亡2例(均为C3型),均心脏复跳困难,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辅助循环,分别于术后当天、第2天死亡。19例出院患者出院前复查主动脉及冠脉CTA,无冠脉开口狭窄和桥血管狭窄。术后6、12、18个月复查主动脉及冠脉CTA。19例随访6~36个月,平均21个月,无冠脉开口狭窄和桥血管狭窄病例。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Ⅰ级15例,Ⅱ级4例。结论ATAAD合并Neri C型冠脉受累的细化分型对外科实施精准治疗具有指导性意义。

不同用量外科用封合剂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止血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影响

目的评估不同用量的Coseal■外科用封合剂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止血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影响。方法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对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患者依据使用Coseal■外科用封合剂的用量分为12 ml组(32例)和16 ml组(68例),观察术后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术中止血时间、血制品用量、止血药物使用情况、术后24 h引流量、重症监护室驻留时间及患者早期不良事件。结果16 ml组较12 ml组的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止血时间、术中Ⅶ因子用量及术后24 h引流量均显著下降或减少(均为P<0.05)。本研究中因引流量增加再次开胸止血的患者,12 ml组多于16 ml组(9.4%比1.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5)。再次手术患者出血点分布位置:12 ml组分别在人工血管与主动脉吻合处1例,人工血管与人工血管吻合处1例,以及主动脉根部1例;16 ml组出血点位于胸骨后。术后12 ml组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1例,16 ml组患者因心室颤动和脑卒中死亡各1例。结论对于Stanford A型夹层患者,相比Coseal■外科用封合剂12 ml的基础用量,16 ml的用量对于术中减少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止血时间均有积极作用,且有助于降低术后早期引流量及再次开胸止血的风险。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3年2月于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96例ATAAD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6 h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将患者分为低氧血症组(氧合指数低于200 mmHg)与非低氧血症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以及围术期指标,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96例患者中,62例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低氧血症组患者的体重指数(BMI)、入院心率、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高于非低氧血症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ATAAD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是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建议临床予以密切关注。

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

目的:探讨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1年1月于我院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102例,根据治疗时间窗分为A组(<7 d)、B组(7~14 d)和C组(>14 d)。比较3组一般资料、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和并发症情况。根据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将病人分为假腔消失组(42例)和假腔未消失组(60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独立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A组平均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显著短于B组和C组(P<0.01)。A组术后真腔体积扩大率、术后假腔体积缩小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面积扩大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最长径扩大率、术后支架远端最长径和术后支架远端面积显著高于B组和C组,术后假腔内血栓化比率显著低于B组和C组(P<0.001)。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利用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价结果提示模型准确性较好。结论:尽早接受手术治疗有利于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2年12月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288例ATAAD患者,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分为院内死亡组(n=30)和生存组(n=258),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将患者院内死亡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年龄、心率、白细胞计数(WBC)、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促甲状腺素(TSH)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2.807,95%CI:2.341,3.365)、WBC>10×10^(9)/L(OR=2.837,95%CI:2.360,3.410)、ALT≥40 U/L(OR=3.081,95%CI:2.525,3.760)均为ATAAD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年龄≥60岁、WBC>10×10^(9)/L、ALT≥40 U/L均为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全身免疫炎症指数联合预后营养指数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预后的评估价值

目的研究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联合预后营养指数(PNI)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术后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8月至2024年2月在甘肃省酒泉市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ATAAD患者107例,根据术后预后分为死亡组(25例)和存活组(82例),计算SII、PNI。以ATAAD患者术后预后为因变量,建立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其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SII联合PNI对ATAAD患者术后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 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SII升高,PNI降低,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延长(P <0.05)。ATAAD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体外循环时间延长和SII升高,独立保护因素为PNI升高(P <0.05)。SII联合PNI评估ATAAD患者术后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80,大于SII、PNI单独评估的0.794、0.790 (P <0.05)。结论 SII升高和PNI降低与ATAAD患者术后预后有关,SII联合PNI评估ATAAD患者术后的价值较高。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D-二聚体、白细胞介素-6、干扰素-γ对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D-二聚体(D-D)、白细胞介素(IL)-6、干扰素(IFN)-γ对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AADB)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方法 根据院内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将86例AADB患者分为存活组71例和死亡组15例,比较两组患者NLR、D-D、IL-6、IFN-γ水平。采用Cox回归分析评估AADB患者院内死亡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NLR、D-D、IL-6、IFN-γ对AADB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效能;采用相对风险值(RR)分析NLR、D-D、IL-6、IFN-γ阳性表达对AADB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 死亡组患者NLR、D-D、IL-6、IFN-γ水平均高于存活组(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D-D、IL-6、IFN-γ均为AADB患者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1)。NLR、D-D、IL-6、IFN-γ4者联合对AADB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效能优于单项指标。NLR、D-D、IL-6、IFN-γ阳性表达AADB患者院内死亡率均高于对应指标阴性表达患者(P<0.001)。RR分析结果显示,NLR、D-D、IL-6、IFN-γ阳性表达均显著增加AADB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P<0.001)。结论 NLR、D-D、IL-6、IFN-γ是AADB患者院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4者联合具有可靠的预测效能。

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中重度急性肾损伤、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AKI)、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升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弓置换术联合支架象鼻手术、发病距就诊时间<14 d且资料完整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294例。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2012年标准进行AKI的诊断和分期,AKI 2或3期为中重度AKI,未发生AKI及AKI 1期为非中重度AKI。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KI及AKI的严重程度分为非中重度AKI组(n=186)和中重度AKI组(n=108)。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发生中重度AKI、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AKI 1期、AKI 2期、AKI 3期的发生率分别为42.2%(124/294)、15.3%(45/294)、21.4%(63/294),总AKI发生率为79.3%(232/294)。需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患者比例为9.2%(27/294)。出院时透析依赖的患者比例为3.1%(9/294),院内死亡率为3.7%(11/294)。与非中重度AKI组相比,中重度AKI组合并高血压(79.6%vs.88.9%,P=0.040)、术前肾灌注减低的患者比例(7.0%vs.24.1%,P<0.001)均较高,术中体外循环时间[(161.6±34.0)min vs.(192.2±61.1)min,P<0.001]、主动脉阻断时间[(90.4±22.1)minvs.(104.3±29.5)min,P<0.001]均更长,术中超滤量更多[4000(3000,5000)mlvs.5000(4000,6262)ml,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肾灌注减低(OR=4.95,95%Cl:1.97~12.26,P<0.001)、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1,95%Cl:1.00~1.02,P=0.016)为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2,95%Cl:1.01~1.03,P=0.007)和中重度AKI(OR=10.49,95%Cl:1.22~90.62,P=0.033)是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肾灌注减低、体外循环时间延长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体外循环时间延长和中重度AKI明显增加院内死亡及出院时透析依赖的风险,因此,对此类患者需要进行密切关注随访。

间断性停循环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目的对比观察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孙氏手术”中,间断性停循环与非间断性停循环对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收集行“孙氏手术”手术治疗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720例,根据术中不同停循环方式分为间断性停循环组(观察组,n=318)和非间断性停循环组(对照组,n=402),对比两组术中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停循环时间和手术时间;记录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即使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体外膜肺氧合(ECMO),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急性肝衰竭(ALF)、重症肺炎(SP)、脑卒中(Stroke)事件的例数。结果观察组患者停循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1),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和手术时间在两组中无明显差异(P>0.05);在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中,观察组术后使用CRRT,发生MODS、ALF的例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且死亡率更低(P<0.05),而两组在发生SP、Stroke及使用ECMO等不良事件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间断性停循环在术中缩短了停循环时间,最大限度保证了术中各器官的血流灌注,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和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为降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孙氏手术”患者术后的死亡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急性心肌梗死相关危险因素的套索回归分析

目的探索A型主动脉夹层(TAAD)术后急性心肌梗死(PAMI)患者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以预测此类患者PAMI的风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北京安贞医院并接受外科手术治疗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以PAMI为终点,随机将这些患者的70%划分为训练集,剩余30%的患者划分为验证集。在训练集中应用套索(LASSO)回归探寻危险因素,构建模型,绘制列线图,并在验证集中验证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206例患者,83例(6.9%)患者发生终点事件。LASSO回归分析表明冠脉灌注不良、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淀粉酶、手术时间、心肺转流时间对TAAD PAMI有较高的重要度。根据预测因子构建出的模型在训练集中区分度良好,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843,且模型的准确度较高。模型在验证集中的C-index为0.845。在预测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低于50%的患者中,校准曲线表明预测风险和观测风险基本一致。结论本研究形成的TAAD患者PAMI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干预PAMI的发生发展,进而提高TAAD患者临床预后。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全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中远端主动脉弓部阻断的效果观察

目的观察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全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中实施远端主动脉弓部阻断的治疗效果。方法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21例,均接受全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治疗,术中均采用远端主动脉弓部阻断技术阻断主动脉弓部,停循环温度为28℃中度低温。结果2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治疗,手术时间(8.2±1.8)h,其中术中停循环时间(4.5±0.8)min、选择性脑灌注时间(42.5±9.6)min、术中体外循环时间(206.8±16.6)min、升主动脉阻断时间(135.7±22.0)min。21例患者中,19例患者治愈出院,2例患者术后死亡。治愈出院的19例患者中,2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1例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行床旁血滤治疗,1例因术后出血进行二次开胸止血。术后死亡的2例患者中,1例因冠脉事件死亡、1例因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19例患者出院后复查主动脉CTA结果显示,支架人工血管通畅,未见钳夹损伤、变形或扭曲,远端吻合口附近无内漏形成,7例支架血管置入部位夹层假腔完全血栓化、11例部分血栓化、1例全程胸降主动脉和腹主动脉假腔完全血栓化。结论在全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治疗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过程中,采用远端主动脉弓部阻断技术阻断主动脉弓部,可以避免深低温停循环,有效缩短了术中停循环时间,有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

急性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前低氧血症对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患者术前低氧血症与术后消化道出血(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GIB)的相关性,为ATAAD术后GIB的预测及诊治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123例ATAAD患者围手术期临床资料。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术前低氧血症与术后出现GIB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围手术期指标建立了预测ATAAD患者术后出现GIB的预测模型,通过计算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来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结果纳入的ATAAD患者中,术前低氧血症发生率为26.0%(32/123),术后GIB发生率为8.1%(10/123)。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TAAD术前低氧血症(P=0.004)、C反应蛋白水平(P=0.021)、白细胞介素-6水平(P=0.020)及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时间(P=0.001)与术后发生GIB的显著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低氧血症(P=0.024)和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时间(P=0.010)是ATAAD患者术后出现GIB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术前是否合并低氧血症、夹层是否累及肠系膜动脉及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时间建立的临床预测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术后GIB的发生风险(AUC=0.913)。结论本研究发现ATAAD患者术前合并低氧血症与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时间是术后GIB的独立危险因素。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本中心收治的行开放手术治疗的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及其类型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194)和神经功能障碍(neurological dysfunction,ND)组(n=64)[其中暂时性神经功能障碍(transi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TND)38例,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perman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PND)26例],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64例(24.8%)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其中26例(10.1%)为PND,38例(14.7%)为TN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低氧血症以及术后急性肾损伤是ND的危险因素。此外,Euro scoreⅡ评分对于预测术后ND具有较好的效能。与对照组相比,TND患者术后一年死亡率相近而PND组患者死亡率显著升高。结论:Euro scoreⅡ评分高,单侧脑灌注时间延长,术后低氧血症,术后急性肾损伤提示患者术后ND发生率较高;术中控制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积极干预低氧血症,可能会减少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

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应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临床治疗综合效果的分析与评价

目的 探讨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应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的临床综合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3年4月本院收治的125例A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进行自体血小板分离(APP)与回输,将患者分为APP组59例和non-APP组66例。记录两组患者术前(T0)、术后24 h(T1)、术后48 h(T2)及术后72 h(T3)凝血指标及肝肾指标水平;记录两组患者血小板(PLT)水平、异体血输注量、手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术后纵隔引流量、ICU住院时长、住院总花费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在T1-T3时,APP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明显短于non-APP组(P<0.05),纤维蛋白原(FIB)水平高于non-APP组(P<0.05);观察术后肝功能参数,与non-APP组相比,APP组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在T1、T2时相对较低(P<0.05),乳酸脱氢酶(LDH)在T1、T2、T3时均维持在较低水平(P<0.05),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水平在T1时较non-APP组低(P<0.05);观察术后肾功能参数,APP组血清肌酐(SCr)及血尿素氮(BUN)水平在T1、T2、T3时均显著低于non-APP组(P<0.05);从血液保护角度考虑,相比于non-APP组,T1时APP组PLT维持在较高水平(P<0.05),且APP组围术期异体红细胞、血小板、血浆和冷沉淀输注量相对较少(P<0.05);观察术后转归情况,与non-APP组相比,APP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长缩短,住院总费用更低,术后24 h纵隔引流量更少(P<0.05);观察两组术后并发症,APP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明显低于non-APP组(P<0.05)。结论 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能有效改善ATAAD患者凝血功能,对术后肝肾功能保护、血液保护作用明显,加快患者术后康复和转归。另外,此项技术的开展有助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行持续肾脏替代治疗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690例,体外循环术后依据AKI诊断及CRRT指征将其分为AKI行CRRT 77例(CRRT组)、无AKI未行CRRT 613例(非CRRT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AKI行CRRT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术前血胱抑素C升高比例、血肌红蛋白升高比例、血肌酐水平及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红细胞输注量、血浆输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血胱抑素C升高(OR=2.213,95%CI:1.006~4.868)、红细胞输注量大(OR=2.161,95%CI:1.705~2.738)、体外循环时间长(OR=1.221,95%CI:1.150~1.295)是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AKI行CRRT的危险因素。结论术前血胱抑素C水平升高、体外循环时间长及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多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易发生AKI,需行CRRT。

超声在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围术期的应用现状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是常见急性主动脉综合征中的一种,病变起源位于主动脉起始部与头臂干之间。该病起病紧急进展迅速,如发生主动脉破裂可迅速危及生命。临床表现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为该病的主要诊断方式,超声检查的应用贯穿于该病整个围术期。虽然超声并不作为主动脉夹层诊断的金标准检查手段,但超声得益于其快速、便捷、无创的优势,可以为患者的诊断与治疗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本文围绕超声在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围术期的应用现状的研究,阐述超声在该病诊疗工作中具有的重要应用价值。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后新发脑梗塞的预后及解剖学特征

目的分析Stanford 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合并脑梗塞时,病灶的解剖位置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及后续治疗情况。方法搜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接受Stanford 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657例,筛选出合并新发脑梗塞的患者47例,排除介入取栓的5例患者,以90 d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及生存组进行统计,分析脑梗塞的解剖学特征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共纳入了42例患者,死亡组13例(31%),生存组29例(69%)。死亡组的NIHSS评分(35比8,P=0.001)及双侧大脑半球受累率(69.2%比31.0%,P=0.021)明显高于生存组。累及额叶、顶叶、半卵圆中心为死亡的危险因素。对额叶脑梗塞进行亚组分析显示,额叶脑梗塞的患者共17例,其中9例死亡,8例存活;与生存组相比,额叶脑梗塞的死亡组的病灶分别累及双侧额叶(55.6%比0,P=0.029)和联合基底节(33.3%比0,P=0.02)、半卵圆中心(50.0%比6.3%,P=0.008)、枕部(50.0%比11.5%,P=0.03)。确诊脑梗塞至死亡时间的中位数为7 d,下四分位数为19 d。随访期间总死亡率为33.3%,90 d时累计死亡率为31.0%。结论NIHSS评分>16分,病变累及双侧额叶,或额叶合并基底节、半卵圆中心、枕叶时,死亡风险高。脑梗塞后7 d为死亡高危期,19 d基本度过危险期,出院后远期生存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