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科技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系金融稳定是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重要使命。当前,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的金融科技在助推金融生态圈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服务跨界化、用户画像趋同化、算法同质化等问题引发了投资者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图利禁止”“最佳执行”担忧,削弱了适当性义务规则的作用。为有效地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新挑战,监管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适当性义务的正当性依据,针对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产品、服务的特性,完善适当性义务规则的适用标准,明确具体的请求权基础,为保障“卖家负责”与“买家自负”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法律适用难题与路径抉择

近年来,以客户权益保护为目标的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开始强调其民事救济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审判指导意见,但仍有三方面难题亟待进一步探究。一是在处理适当匹配与告知说明的关系问题上,宜以分别审视二者为主,寻求更为妥善的救济方式。二是在主体概念的边界范围问题上,不应局限于金融消费者的外在形象,而应依法综合判断。三是在民事责任路径的抉择问题上,一般侵权所提供的救济较为恰当。面对上述难题,司法实践在解题方法上应紧握“于法有据”这一“利剑”,从代表性案例中汲取经验,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向未来,适当性义务的完善应以《金融稳定法》的制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建立为契机,强化立法、司法与监管之间的协同共治。

农村金融适配性视域下适当性义务的法律完善

金融机构践行适当性义务是实现农村金融适配性的枢要。然而,现行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以证券期货投资产品及高端金融消费者为基底构筑相关规则,而农村地区的主要金融需求是融资类产品,且大部分农村金融消费者呈现低理性、弱专业能力及低抗风险能力等特征。为了弥合农村金融实践与立法预设画像之间的偏差,现行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应当结合农村金融特征及农村金融消费者个性特征升级扩容。具体而言,农村场域下适当性义务公法、私法规范存在部分涉农产品销售未得规制、农村特殊群体未获充分保护及行为标准、涉农服务要求有待细化等症结。对此,宜通过制定“金融服务标准法”统一相关私法规范,修订相关公法规范,优化内容包括将适用产品范围涵盖贷款型产品、增加特殊金融消费者类型并明晰金融机构相应的适当性评估行为标准及客观化涉农服务要求,以充分发挥适当性义务的制度效能。

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构造与司法适用研究——基于23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要求商业银行充分地了解投资者与产品,确保向投资者销售的产品同风险承受意愿、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我国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仍存在法律构造不清晰,司法适用不明确的问题。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构造应当包含了解义务和匹配义务,告知说明义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应认定为适当性义务的构成部分。在判断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时,除欺诈销售行为可以采用形式判断模式外,均应当采取实质判断模式,商业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承担侵权责任。对商业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责任分配,可以依据威尔伯格动态系统论建立责任分配体系,商业银行基于在信息、财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违反适当性义务时有较大概率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

金融机构在保险营销中的适当性义务合规性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机构在保险营销中所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和合规性要求。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革,金融机构在销售保险产品时面临着诸多合规性挑战。文章首先回顾了金融机构合规性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强调了合规性对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其次,着重探讨了金融机构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适当性义务,涵盖了了解客户需求、产品推荐和风险披露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文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行业标准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述。最后,文章总结了当前金融机构在保险营销中适当性义务合规性方面的挑战和改进方向,并提出了一些改善合规性的建议,以期为金融机构在保险营销中更好地履行合规义务提供参考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对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合规经营、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金融机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履行的优化及监管转变

金融机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不同于告知说明和合格投资者,要求更为严格。新《证券法》的规定更加表明了其为法定义务。在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基础信任关系薄弱、风险偏好与产品风险错配、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金融机构应强化信任关系的构建,从实质出发进行适时的创新设计和审查提醒,匹配新《证券法》“原则监管”的理念,达到义务履行的“充分性”。

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司法适用的困境与完善

尽管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这一义务,确保投资者权益得到实质性保护,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进一步加强适当性义务法律制度的完善。在全球金融市场日益融合、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多样的现代经济环境下。

“歧路”并轨:银行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民事责任路径优化

近年来,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案件日益增多,侵犯了众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但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其原因在于规范供给不足且适用效力弱,以及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性质和请求权基础不明。适当性义务产生的逻辑起点为金融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就其规范目的及其在我国实证法中的地位而言,将其定性为法定义务并构建符合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更有利于实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同质化、体系化保护。对于违反适当性义务的侵权责任承担,应参酌金融消费者权利和损失利益特性如金融产品内生风险、交易风险等的不同,通过对适当性义务的规范目的、销售者推介产品的原因力、损害类型与义务违反之可归责性的动态考量,作出合理妥适的判断;达致既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又防止金融机构承担过重法律责任之效果,实现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平衡。

资产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规则比较与裁判逻辑

资产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履行情况及其责任是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争议的核心焦点之一。适当性义务的法理基础在于信义义务及招牌理论,该等理论支持场景化的裁判逻辑。美国的适当性义务规则保持了比较灵活、实质的标准,而且主要适用于证券经纪交易商而非资产管理人,与我国规则存在差异。我国法院需要考量资管产品销售当时适用的监管规则与现行监管规则的区别。对当时仅有原则性的“评估”“匹配”要求的情形,由投资者和管理人双方分担未尽适当性义务的损失应是对待历史问题的妥当做法。在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的责任分担上,建议将对管理人的审查重心放在选择、指示、监督代销机构是否履行了谨慎勤勉义务上,而非规定由管理人径行连带承担适当性责任。

保险投资产品销售中的适当性义务责任判断

随着我国金融领域产品的不断创新发展,保险投资产品种类日益繁多,这些产品往往结构复杂,风险难以评估,尤其是以新型保险产品为代表的保险投资产品,因条款内容的专业性和条款本身的繁冗程度难以被大众快速理解,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又滞后于实践。因此,有必要从实务角度就金融机构销售保险投资产品的适当性义务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已有监管文件和实务案例,明晰适当性义务在实务中的边界和责任承担,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

金融机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规范逻辑——以联储证券公司系列案为例辨析证券法第八十八条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要求金融机构在了解产品、客户的基础上,向适当的投资者推介、销售适当的金融产品,以便投资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金融产品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定。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制度,《证券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使该制度第一次体现在立法中。我国可以美国的信义义务为延伸,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论基础;义务的履行要区别分类、确定分类标准及参数、法院要实质审查避免形式化,关注“质”与“量”,区分合格投资者制度、告知说明义务与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与销售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完善逾级销售、责任减免情形,构建规范补充体系。

论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以才某与中信信托合同纠纷案为例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是要求金融机构在了解客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向客户推销与客户基本情况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客户在充分了解金融产品风险的基础上自愿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这是所谓的买者自负,卖者尽责,其中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的前提条件。我国的适当性义务制度起步较晚,目前立法仍存在缺陷,如法律性质界定不尽合理、受保护主体范围不清晰以及免责事由不合理。应当厘清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性质,明晰其受保护主体范围,完善免责事由。

论适当性义务适用范围的限缩——一个利益冲突的视角

我国基于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基础构建了适当性义务规则体系,法院系统制定的司法文件发挥了一定的监管效能,单一理论基础下适当性义务有过度扩张的趋势,需要以利益冲突来限制适当性义务的适用范围。从美国适当性规则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利益冲突”上增加了“投资者保护”从而形成了双重理论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利益冲突仍然是作为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九民纪要》进一步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审判实践也有扩大适当性义务适用范围的倾向。应当以“利益冲突”为判断标准,限缩我国适当性义务的适用范围。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基础理论与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带来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金融产品的专业化程度显著增加。而对于多数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主体而言,产品的选择过于复杂,与之相对的是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充分的了解,导致金融机构和客户间的地位更加失衡。因此,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明显不平等的地位,为了保护客户信赖,要求金融机构履行相应的照顾和说明义务,这就是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从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基础理论入手,介绍适当性义务的概念、内容等基础理论,结合目前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履行的状况提出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破解途径。

适当性义务问题——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切入

2005年,我国首次就金融机构在推介金融产品时应当履行的义务进行了简单陈述,并于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首次确立了适当性义务这一概念,在2016年《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详细地、非穷尽式列举了适当性义务所包含的内容,最后在2019年《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适当性义务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在实务中,适当性义务的适用方面却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九民纪要》中将金融机构要履行的适当性义务定性为先合同义务,而先合同义务的双方主体一般为平等主体,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很难成为平等主体;在实务中,经常将适当性义务与告知说明义务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方面不太清晰。为此,一方面,应当将告知说明义务与适当性义务区别开,作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双重保障;另一方面,界定清晰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使其能够运用此项规定保护其权益。

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绝对命令。在这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条道德律令被誉为道德形而上学最崇高的论断。然而,如何理解这一道德律令的意义,至今仍是争讼不已。批评者认为,在康德现象与本体二元论中,作为目的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只是抽象的先验的意志或理性主体。从这样的人的概念出发,"人是目的"命令与可普遍化绝对命令一样都会陷入"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峙。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康德同样也提供了超越这种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德性义务理论。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人性为自在目的,而德性义务就是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德性义务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德伦理学二元论和形式主义局限性。因为"人是目的"不仅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尊重,而且也意味着必须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过一种自主、充实和完满的生活。这一思想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阐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的萌芽。

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法制化研究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最初是商业道德义务和私法义务,伴随着金融创新,其成为监管制度中的公法义务。我国现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规则涉及40多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性规范,但立法中对适当性义务内容规定各异,且还存在大量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为完善我国适当性义务法制化,应当正本清源,从适当性义务性质入手,探讨法定化是否必要,厘定法制化路径,在构建多层次立法体系的同时合理配置义务内容,全面统一适当性义务规则体系。

论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基于行为要件的分析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作用不仅在于保护弱势交易主体,还在于克服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实现交易中的义务与风险合理分配,进而通过买方的自主决定实现金融交易中的真实意思自治,构建金融市场公平公允的交易环境。为保证其作用发挥,有必要明确该义务的行为模式,使金融交易者明确自己的行为预期,促进交易者理性与市场效率提升。在目前阶段,适当性义务的预期行为模式应包括存在推荐服务时的了解产品、了解客户、适当性评估、记录保存行为,与指令交易中的警示与救援行为。

论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理论基础与规则完善

对金融机构课以适当性义务的目的,是要求金融机构在了解产品、客户的基础上,向适当的投资者推介、销售适当的金融产品,以便投资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金融产品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我国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规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基础不清、基本规则缺乏集中统一规定。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机构责任减免规则匮乏,导致实践中准确判定金融机构责任存在困难。在我国,建构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规则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论基础,统一规定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区分规则、投资者分类规则及产品评级责任规则等,并明确金融机构责任减免规则。

适当性义务责任主体范围演进的实证研究

传统上适当性义务的责任主体为金融中介,《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将该主体范围拓展为产品发行人与销售者,有利于加大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使得向多主体追索成为可能;应当避免正常金融产品风险与交易风险的界限相混淆,由于销售者与发行人承担责任的机理并不相同,发行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金融产品代销模式下其与销售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及代理协议约定,审判实践中销售者与发行人承担共同责任的方式除连带责任外还包括补充责任,须由法院结合个案案情,综合考虑发行人与销售者过错情况、各自过错行为对投资者损失的原因力等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