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性人格权初论

目前的人格权研究在《民法总则》颁布后仍片面地束缚于民法典的基本框架与制度体系,将人格权简单区分为一般性人格权和具体性人格权,忽视了在特别立法层面的身份性人格权。一般性人格权和具体性人格权的确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基于当下社会发展对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的需求,身份性人格权则呼吁从契约向"新身份"回归,通过保护弱势群体的单行立法对新身份及其人格权体系予以识别和保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弱势群体保护立法,但在理论层面上却斩断了这些立法与人格权的渊源。未来应重构人格权理论体系,实现人格权"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将人格权立法的关注点不再仅局限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应回应身份性人格权的具体制度需求。

试论消费者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属于人格权中的物质性人格权 (即与精神性人格权相对应 ) ,这三种权利被侵害后首先产生物质损害赔偿 ,包括对医疗费、误工费和丧葬费等费用的赔偿 ,关于这一点大家已达成共识 ,而且已有相关立法明确规定。但与此同时 ,它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却被许多人所忽视 ,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没有规定相关的赔偿制度。从民法和经济法两个角度分析 ,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物质性人格权的尊严构成与效果

民法上的尊严经历了从名誉权、一般人格权到人格权一般条款的变迁,其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发展,是具有实证权利价值基础的内涵。财产权与人格权均由尊严衍生,生物性人格权也都具有尊严属性。生命权有生命尊严,身体权有身体尊严,健康权有健康尊严,均不具有支配属性。在尊严的效果上,自杀具有违法性,献身体现了生命尊严,消极安乐死是生命尊严的内在要求;加之于身体但未侵害身体完整的暴行、不当身体检查具有不法性,人体组成部分的捐献则有正当性,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科研活动的合法性,也以不侵害身体尊严为限。基于健康尊严的要求,人体试验必须严守知情同意等原则,不得收取试验费用,并在受试者健康受损时履行无过错治疗义务。

劳动者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物质性人格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确立物质性人格权有助于加强劳动者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法律保护。由于立法、执法的不足以及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等,目前我国劳动者物质性人格权受侵害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加强劳动者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和执法工作,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和维权能力,同时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

物质性人格权损害的精神赔偿比较研究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对名誉权、自由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也就是人格权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对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这些物质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也就是对人的精神痛苦、精神创伤的慰抚金制度.……

从生命健康权到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民法典》对物质性人格权规定的规范创新

《民法典》在《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生命健康权的基础上,全面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构建了物质性人格权的权利体系。在规范物质性人格权的内容中,特别规定了生命尊严、身体完整、身心健康的权利内容。在行使物质性人格权的规则中,特别规定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主决定捐献人体组成部分以及遗体、禁止人体组成部分买卖、临床试验以及从事人体基因与人体胚胎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的底线等创新规则。在物质性人格权的权利保护中,特别规定了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及时施救。上述规则共同组成了《民法典》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规范创新,为我国民法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提供了民法规范的保障。

论儿童物质性人格权的精准保护——以“继母虐童案”为背景展开

“继母虐童”等各种虐童现象说明,我国对儿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不够完善。我国儿童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还处于粗放式的保护阶段,在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权利救济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困境。应当树立儿童权利的精准保护理念,成立专门的儿童权利保护机关,明确儿童权利保护主体责任,构建儿童定期健康体检制度,强化儿童权利保护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监督机制。通过这些具体路径或措施,实现对儿童物质性人格权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护。

论《民法典》物质性人格权的三个条款

《民法典》规定了有物质性人格权之称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其中,其第1004条、1006条第1款、第3款,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第1004条将“心理健康”纳入健康权但缺乏必要的限制,有权利泛化的风险。第1006条第1款确立人体组织、器官无偿捐献,如何定义无偿也是一个问题。第1006条第3款,对亲属捐献逝者遗体的规定过于严格。文章认为,心理健康应符合一定的客观标准才能作为健康权的内涵;人体组织、器官无偿捐献不应排除适度的补偿或奖励;捐献逝者遗体的主体不应限于配偶、父母、子女,应纳入逝者直系三代血亲并列出顺位。

论人格权的三分法

通过信息论的方法研究发现,传统上将人格权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是不适当的。一个完整的人必须具备物质性要素如身体、精神性要素如思维和社会信息性要素如姓名、名誉、肖像、隐私等。根据这三种人格要素对人格权进行重新分类从而形成三种类型的人格权即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和信息性人格权。同时对三种人格权进行了分析。

关于加强物质性人格权保障的研究——贯穿以人民为本的发展思想

就健康问题,各国展开了多样化的生命健康保卫战,面对复杂的权利交织的大环境,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 障状况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治理能力水平和意识形态差异。当不同的价值观发生碰撞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保 证公共安全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探寻生命健康权与其他个人权利的价值整合途径,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优先原 则和比例原则,对今后应对此类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以及我国公民权利保障建设尤为重要。

人格权保护禁令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类型化认定

在人格权保护禁令制度的适用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存在困难。从现有制度来看,行为保全和知识产权禁令中都涉及人格权的内容,在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均采用类型区分的方式。这种方式值得借鉴。不同的人格权损害类型会影响“难以弥补”的判断标准。以可能遭受的损害为标准进行区分,人格权可以划分为三类来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物质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有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可能;对于精神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具有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的可能;对于标表性人格权,应区分对待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纯粹的财产损失无须适用禁令。

论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的范围

确定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的范围是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相关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法律规则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扩大个人的自由,应当尽量扩大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的范围,就正面列举模式与反面排除模式而言,应当选择反面排除模式,即明确排除无法进行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除此之外的人格权益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商业化利用。同时,为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防止人格权的过度商业化利用,原则上应当禁止物质性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行为。

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性质、行使与法律保护

祭奠权属于法定权利之外的新型权利,其在性质上属于具有身份特征的人格权而非身份权。祭奠权主体不限于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之外与死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人,死者的直系非近亲属,以及死者子女的配偶或死者配偶的父母都属于祭奠权的主体。祭奠权中对身份性要求较高的权益的行使具有顺位上的要求,其顺位应该以亲等为依据进行构建。现行民事立法实质上确立了对法定权利与非法定权利不同的保护模式,法律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侧重的是力度,而对非法定权利的保护则侧重其密度。祭奠权在被上升为法定权利之前,不能够获得与法定权利同等的保护,只能够诉诸基本原则、一般条款等不确定概念,并借助自由裁量权和类型化的思维获得法律最低限度的保护。

权利正当性视野下代孕合法化的三重条件

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更迭挑战了现有的法律,引发了关于代孕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支持代孕合法化最有力的理由是生育权,但事实上只有无法克服客观生育障碍的少数人的代孕需求才值得回应,并且,帮助一个人克服生育障碍不应以牺牲他人的人格利益为代价。因为,代孕行为直接关涉代孕人核心的物质性人格利益,这类人格利益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健康,支配这类利益应当以尊重人格价值为基本前提,因此不宜以有偿的商业化方式进行交易。而在非交易关系中,无偿行为或可为代孕的合法性辩护。但即便是无偿的代孕行为,仍须符合一些禁止性条件。

商标法对在先姓名权的保护路径探析——基于“乔丹”商标系列案11份再审裁判文书的考察

“乔丹”商标系列案对商标领域的姓名权保护具有特殊意义。对11份再审裁判文书的考察及对案件判决结果的梳理,有助于厘清商标法中在先姓名权与人格性姓名权的关系。基于姓名权的双重属性,应对在先姓名权和人格性姓名权采取两条平行的保护路径,结合法院对在先姓名权保护程度的变化,针对以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为代表的外国人在先姓名权的对应关系、知名度考量及侵权商标撤销等相关标准提供正当性依据与判断方法。

人格权的立法体例研究——兼论人格之权利保护

在民法中,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实现人格独立和维护人格尊严的重要条件,是实现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人格权相对于民事主体制度有其独立性,理应独立成编。文章在对法哲学、法理学思考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式论述人格权不从属于其他制度,从而对人格权法在我国民法典中应独立成编的依据作出有理有据的解析。

冠名权的法理界定

冠名权现象的出现和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成为一种常见的商业交易形式和法律权利现象。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利种类,冠名权是权利人对于他人所有或支配的对象化事物进行冠名所享有的民商事权利,主要包括商业性冠名和纪念性冠名两种类型。冠名权不同于物权、姓名权、名称权等传统的权利类型,在构成要素和法律性质上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质:在构成要素上,冠名权的客体为冠名,主体为冠主,内容主要是对冠名的占有和使用;在法律性质上,冠名权是一种继受性人格权。准确界定冠名权,不仅是理论研究和立法规范的需要,同时也是透析社会现象、厘清是非曲直的前提。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对我国医疗侵权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医疗侵权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从事诊疗护理等活动中因诊疗护理过失造成的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功能障碍或其他不良后果,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此类纠纷处理中,精神损害赔偿正随着其在审判实践中的确认而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福建省一女孩因被误切子宫而获精神赔偿7万元,是我国首例司法判决中对此项原则的承认,而1997年北京市一手术遗留纱布案的一审判决中含精神赔偿12万元,开创当时此类赔偿最高限额,已远远超过了医疗事故处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医疗纠纷的处理更加困难。一些患者家属也提出了更高的赔偿要求。

论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公民、法人人格利益的必要手段。因而，建立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