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艺术在留守儿童防性侵教育中的应用

为解决我国当前留守儿童面临的性侵害问题,在现有相关理论与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对防性侵教育产品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利用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策划和开发专门面向留守儿童的防性侵教育产品,通过设计移动端互动游戏、情景式虚拟现实教育游戏和电子绘本等应用实践,达到提升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的目的。数字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防性侵教育方式,能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且与时俱进的保护途径。这类以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教育产品,既有趣又实用,更贴近儿童的生活,能够吸引他们主动学习并应用其中的知识,以更机警的态度面对潜在的性侵害风险。

新形势下幼儿园防性侵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儿童性侵犯罪案件的不断涌现,儿童防性侵教育已经成为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调查显示,全球有7%~19%的儿童是性虐待的受害者,儿童性侵害成为全球儿童福祉最普遍的威胁之一。幼儿由于辨别能力弱,心智发展水平低,受到侵害后又难以表述清楚,更易受到犯罪分子的性侵害。加上部分幼儿园在性保护教育方面存在滞后性,教育引导的缺失更是让幼儿防性侵保护工作陷入了困境。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构造,为此,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未臻健全使其陈述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欠佳,而且受外界因素影响易致陈述“失真”。我国实务部门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如适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综合运用情态证据、过程证据、品格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但是,上述探索存在着不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情态证据审查动力不足、过程证据审查形式化、品格证据运用不规范以及经验法则运用失范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多元求真”的综合性证据审查模式,在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进行完整性、合理性审查的前提下,辅之以多种辅助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展开审查。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回应社会中滥用照护职责形成的信赖关系来攫取性利益的行为。学界关于该罪保护法益的争鸣观点主要有性自主权说、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性自主权并不能完全涵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亦有各自的不足。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源自于应对惩治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实践需要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求,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性自主权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

性侵儿童犯罪案件被害人询问方法研究

性侵儿童犯罪案件的固有属性,使得儿童被害人陈述在侦破案件、事实认定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询问方法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儿童询问现状发现,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完善、成熟的结构化询问方法,实践中询问方法使用的任意性较强,存在前置交流阶段缺失、打断行为频繁、提问方式及用语使用不当等严重影响询问质量的问题。域外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且已形成了成熟的结构化询问方案,能够为我国询问儿童方法的改进提供有益借鉴。由此,为提高询问儿童的规范性和询问质量,在分析我国儿童询问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对比两种询问方案的异同和优缺点,吸收、借鉴两种方案的优势,并对各阶段的结构和用语规范进行修正、改良,初步构建了适合我国司法需求的询问儿童结构化询问方法,包括询问的计划和准备阶段、初始阶段、过渡阶段、实质性询问阶段、结束阶段和评估阶段等六个阶段。

论网络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近年来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发,目前存在办案机关调查取证难、被害人维权难与被害人获得赔偿难等问题,给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工作带来挑战。我们应坚持“依法从严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中心,不断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延伸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发挥检察机关在法治宣传教育、打击网络性侵等方面的职能,以司法保护助推“五大保护”,增强未成年保护工作合力。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浅析司法社会工作参与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全程式”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实施,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上了新高度。基于性侵害未成年人事件发生的现状与刑事诉讼案件严格的程序性和各部门明确的职能分工,决定了在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司法社会工作者将“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后”五个阶段与社会工作“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和结案”六个阶段相补充的“全程式”保护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教师性侵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案件的实证调查与刑法规制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定化使得教师性侵 14-16 周岁未成年女性的犯罪行为能够被刑法所规制。但该类案件高发以及该罪入刑尚且时间较短,其对于 14-16 周岁未成年女性的性权利保护尚不够细致和全面,因此建议从实践角度出发增加对猥亵行为的刑法规制并考虑不同犯罪情节对犯罪人进行量刑,达到良好的惩罚教育结果,完善对该阶段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及争议厘清——基于司法数字资源统计展开

通过收集与整理近年来代表性司法数字资源中9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据与信息,能够相对有效地分析当前性侵未成年人的状况与特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分析主要从犯罪数量与犯罪类型两方面展开,而在此基础上对该类犯罪从刑罚与保安处分措施状况着眼的司法惩治状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犯罪现状的认识。在现状分析的前提下,从犯罪人、受害人与犯罪行为三个方面展开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重点与方向。从当下司法治理的角度,对典型案例中的争议分析与厘清可以为有效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直接保障。

民法典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

性侵行为的构成应当考虑对性侵行为的具体界定和对未成年人意愿的规范评价,其侵害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权及身体权、健康权。未成年受害人有权诉请侵权人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91条规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时效起算点,应解释为延后至未成年人年满22周岁之日。第191条属于时效起算的特别条件,其不排除第188条的适用。第191条与第190条构成部分竞合关系。

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效评估与优化策略——以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分析样本

性侵害是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最主要案件类型。对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强制报告主体规定范围与实践存在差异、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追责机制启动标准尚不明晰。未来应厘清强制报告主体范围,明确个人上报义务及其与单位逐级上报的优先次序;采用列举形式解释疑似遭受性侵害的具体情形;设置报告主体的注意与核实义务,以增强追责机制的可操作性。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必将推进认罪认罚适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智性”是认罪认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被追诉人基于理智思考后的作出的利己决定,“明智性”具有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提高司法效率等功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性质、证据构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通过加强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释法说理、认知矫正、证据开示、合理抗诉等工作,有利于提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推进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广泛适用。

性别中立语境的侵入既遂在性侵犯罪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部分加大了对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但客观而言,该罪的出现打乱了我国刑法在性犯罪方面固有的法益体系,规范适用上也出现了犯罪对象转移、数罪既遂标准模糊的问题。性别中立语境下的侵入说能够实质扭转男性尤其是未成年群体性权利保护困境,并从另一侧面对已满十六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防范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导致的犯罪目标转移危险,同时侵入说的应用亦能实现猥亵去口袋化,划清与性侵之间的界限,明晰性侵害犯罪标准。

截堵罪名与法益扩张: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规范定位、保护法益与出罪路径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在规范定位上属于截堵罪名,立法者意在借助增设轻罪,截堵强奸罪的处罚漏洞,进而实现对性法益的完备保护.性自主决定权的本质是性决定的风险分配模式,即何时将性决定所引发的风险归属于决定人之外的其他人.有别于强奸罪旨在保护性活动的行动自由,本罪意在保护性意思的决定自由,从而实现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借助对本罪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在行为人并未形成信赖与支配地位、并未被害人性意思的形成施加实质的不利影响、被害人存在真实有效的同意以及欠缺故意的场合,可以排除本罪的成立.

从一元走向多元: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的英国经验与中国镜鉴

世界范围内针对儿童这一“数字弱势群体”的网络性侵行为愈发严重,但传统犯罪治理的一元模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且适度的调控。当前,英国围绕“立法者—网络平台方—警务部门”这一治理框架进行了诸多探索,网络儿童保护成效较为明显。实践中,我国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工作在刑事立法、平台监管、警务执法方面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在合理提炼、借鉴英国治理经验的基础之上,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的多元路径:在刑事立法治理层面,需要精准识别网络空间中性侵儿童的风险因素;在网络平台治理层面,构建以企业合规义务为指引的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线索报告机制;在警务治理层面,转变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侦查取证视野。

性侵未成年人新修订条款的教义学阐释

奸淫幼女侵犯的法益不是幼女的性自主权,而是幼女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由于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犯罪额外损害到幼女性器官健康,法益侵害程度更高、行为人罪责程度更深,因此具备提高法定刑的理论依据。在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中,处于特殊关系中的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同意能力有限,存在特殊关系个体间发生性关系有违伦理、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社会危害性大且预防必要性高,因此符合增设新罪的条件。特殊职责人员范围除法条明确列举外,还包括法律上存在特殊关系的人员,以及事实上存在抚养、保护、照顾等关系的人员。在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多人”或“多次”并非仅指三人或三次以上,特殊情形下两人或两次也可适用加重法定刑;此外,“情节恶劣”是对“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限制,仅在猥亵综合情节达到升格法定刑时才适用,否则公共场所仅为基本犯从重情节。

被性侵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近年来呈现了上升趋势,其给涉案的被性侵的未成年人所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伤害大于同类案件中的成年人,而且是可持续性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虽然受害未成年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实践中法院鲜有支持,即使支持,数额也低于民法侵权上的同类赔偿,不足以抚平伤害,也不能起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鉴于此,我国应当对此类案件建立特殊的规则,增设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民刑赔偿共存。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据与适用

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极容易受到对其负有照护职责人员通过暴力、哄骗、诱导等方式的侵害,从而使其身心健康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对未成年人性权利进行保护,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进行有效规制,从本罪的犯罪对象范围、保护对象年龄以及情节恶劣情形等方面进行完善。扩张犯罪对象范围与年龄,进一步明确情节恶劣的情形,从而使得未成年人权利得到更为全面的保护。

生父性侵女儿法医学鉴定1例

1案例1.1简要案情某女孩(未满14周岁)报案称遭其父强奸致怀孕,胎儿已引产。经走访调查,发现女孩与另一男子(与女孩及其父亲均无亲缘关系)关系亲密。为确定该引产胎儿的生父,委托人要求进行亲子鉴定。1.2检验1.2.1检验方法参照《法庭科学DNA实验室检验规范》(GA/T 383—2014)[1],提取女孩和其父血卡各0.5 mm×0.5 mm,采用Chelex-100法提取引产胎儿的肌肉组织DNA。采用MicroreaderTM 21 ID系统、MicroreaderTM 23sp ID系统及MicroreaderTM 19X ID系统(苏州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检测39个常染色体STR(autosomal short tandem repeat,A-STR)基因座及19个X染色体STR(X-STR)基因座(共58个STR基因座),采用3500基因分析仪(美国Applied Biosystems公司)进行毛细管电泳和基因型分型,结果见附表1和附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