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效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青教基[2023]18号)

为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效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有效司法保护,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构筑起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强大合力和安全屏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就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研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法院2012-2015年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实证调查

为贯彻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梳理 2012至2015年上海二中及辖区法院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结该类案件在实体及程序方面的审判经验,并分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实现未成年被害人与未成年被告人双向保护为目的,进一步细化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具体标准,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体系的实践困境与改革进路——以上海市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量和被害人人数都呈上升趋势。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司法层面、社会层面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实践中面临许多困境。据此,适当借鉴域外做法,应当从被害预防、犯罪预防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改革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体系,主要包括:防范性侵害教育进家庭、学校、企业、社区,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风险;对性侵害未成人犯罪从严惩处,通过对罪犯信息的登记和公示、电子监管、从业限制等,避免再犯。同时,加大制度供给,织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加强被害后救助补偿,延长追诉时效期限,切实加强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在防控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

西南地区地处偏远,部分区域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具有社会关系松散、流动性大,受教育水平低、自我控制弱化等特征,这些地域性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高发、频发态势。在当前法律保持高压打击的情况下,犯罪上涨趋势仍然不减,在这种困境下,可从社会控制角度出发,强化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建立社区、村寨预防制度;注重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个体自我控制形成的影响,使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能够共同发挥作用,达到防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及治理对策——以山东省JN县人民检察院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视角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近年来,性侵害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以山东省JN县人民检察院2019年至2022年办理的性侵害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对此类案件的基本信息、案件特点、发案原因等进行分析,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就发现的社会治理等问题提出检察对策,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机制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应加强对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惩治管控以防止再犯罪,预防和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害。从检察机关办案过程及其相关工作领域角度,研究分析我国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的实践探索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从明确从业禁止的期限和适用主体、职业禁止范围,建立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机制。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探究

【主题导引】2016年,随着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被公众知晓,引发公众讨论。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在《刑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基础上,如何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犯罪,成为司法部门和社会公众迫切解决的难题。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惩治、预防、救助机制研究--以S市D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

近些年来，针对未成年的暴力、性侵案件成为社会关注与法律惩治重点。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双向保护。①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专门发布《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以指导司法实践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综合而言，暴力与性不仅是成人社会中刑案构成的常见样态，也是未成年刑案中的常见样态。基于未成年身心发育、社会认知、成长教育的不完全特性，无论在实体法律规定还是程序法设置，亦或相关工作机制构建方面，都有基于对象特质的强保护必要。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入职查询的制度构建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利用职业便利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现象尤其严峻。为了有效预防有性侵害违法犯罪历史的人员进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行业,应当建立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入职查询制度。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这方面的实践,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从业禁止制度和国内部分地区的现有探索也为入职查询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入职查询制度的构建可从违法犯罪信息数据库建设、具体运行和查询限制三方面展开。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研讨会综述

2016年8月27日,浙江省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会在慈溪召开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专家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科研单位和实务部门的17位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学、犯罪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效用质疑

中国版“梅根法”现已在至少三地试行,学界不少质疑之声聚焦在该制度的利弊分析或者预防犯罪和罪犯隐私权保护间的价值衡量。但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其它问题在于其前提性要件,即其效用在理论和实证上高度存疑。从理论上看,不仅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可以取而代之,而且信息公开制度根本难以发挥作用。在实证层面,除了少数研究成果佐证了其能够显著降低性犯罪再犯罪率,美国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梅根法”并没有显著降低性犯罪再犯罪率,且未显著减少甚至增加了整体犯罪的再犯罪率。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预防机制调查报告——以J市W区为例

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引起公众对未成年人性安全和性预防的高度重视。根据"女童保护"基金会及J市W区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熟人作案为主、受害人低龄化、侵犯时间长等特点。推进未成年人性教育、完善证据搜寻与保存、加强教育监督与立法保障是构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预防机制的有效手段。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控实证研究——以H市为样本的考察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展开有效防控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以2012-2020年在H市发生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为研究对象,对该市范围内被公诉的相关案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主要数据信息归纳得出H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特征与产生原因,从法律、经济、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四层面提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策略。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之界定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的外延不应当仅限于六类特殊群体,而应当从开放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拓宽其外延,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其内涵则应当着重从"职责"一词上来加以理解。这种"职责"的具体内容及其来源与不作为犯中"义务"的内涵及来源基本相仿。当然,对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主体范围,应当适度把握,考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际需要以及刑法的谦抑性,也不能过于宽泛,具体认定时有必要遵循若干基本准则。对于与此相关的疑难问题的认定,宜从实际出发,视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王佳佳强迫卖淫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佳佳，化名“王江”，男，汉族，1986年8月28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为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大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存在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强化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打击是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保障。以实证角度分析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标准的现实困境;在分析“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短缺产生的司法实践问题;探索运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案件的证明标准,利用高度盖然性弥补绝对确定性事实认定所带来的僵化评判标准导致的定案困难问题。可从完善案件发现机制、建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传闻证据适用规则、构建特殊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被告人品格证据四个方面对证据基础进行完善,以促进“排除合理怀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的完善,从而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实现精准打击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目标。

我国性侵害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之展望

我国《民法典》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期间起算时间予以特殊规定,并对实施性侵害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的监护人可以撤销其监护资格,体现了私法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特殊保护。在传统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国家"二元结构向"犯罪人——被害人——国家"三元模式转化过程中被害人刑事法律主体地位确立背景下,秉承"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完善并细化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监护监督制度和隐私保护制度,应为性侵害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国刑法加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前度探寻

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性质、侵害方式、归责原则、诉讼机制、赔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嫖宿幼女、猥亵未成年人以及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淫媒活动,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竖起了坚实后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保护方式上过度依靠刑事处罚,在保护主体上存在着儿童、幼女、未成年人等法律混乱的现象;在保护力度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保护观念上对一些性侵害犯罪还存在优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是一项联动工程,刑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