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发类型及预防机制实证研究——以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案件办理为样本

未成年人作为身心尚不成熟的弱势群体,容易成为刑事犯罪的对象。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屡屡见诸于媒体,引起舆论的巨大关注与讨论。分析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建立有效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预防机制,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成为司法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市某区为例,对检察机关近三年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统计,梳理出四类高发案件类型,分别对每类案件的特点和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的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措施的建议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加强和改善了我国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措施,但是从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来看,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依然面临很多严峻问题。1.各级学校缺乏有效针对性侵的教育体系和预防处理性侵的调查处罚机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研究——以非刑罚角度为切入点

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下,如何有效地降低犯罪率成为未成年人性权益保护的关键,鉴于该类犯罪的原因特殊和刑罚预防的功能有限,适时引入非刑罚预防措施有助于犯罪预防。我国应当改变当前"重刑轻防,重罚轻治"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模式,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立法、整合未成年人保护部门的责任配置、引入再犯预防措施、加大对被害人的救济力度等方式,构建完善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职业禁止适用问题症结与破解路径--基于93份相关裁判文书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职业禁止制度虽然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得到了一定的适用,但尚存在适用整体孱弱、职业禁止范围不明确、“从其规定”条款的适用倾向“一刀切”等问题。症结在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职业禁止定位模糊、职业范围缺乏适用标准、职业禁止“刑法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协调性不足。可从确定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职业禁止的普遍适用性、扩大职业禁止的范围、明确“从其规定”的适用主体及衔接路径三方面予以破解。凡是有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均由法院对其宣告适用职业禁止,终身禁止其从事所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职业。

预防性刑法观视域下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修订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公众对相关行为的犯罪化、重刑化诉求。《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此进行了立法回应,引起了学界对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刑罚预防必要性以及性同意权的争论。对此,应跳出责任主义或者纯粹价值观的抽象理论之争,将上述立法置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和预防性刑事立法的趋势中加以理解。此次修订在有效回应社会风险及公众安全诉求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并兼顾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要求,是预防性刑法观的合理践行。相关条款的修订在立法过程和立法技术上能够保证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并非情绪性立法。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职业禁止的适用——以职业禁止范围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多为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熟人作案比例较高,因而仅对其适用刑罚并不足以预防该种犯罪。《刑法》第37条规定了刑事职业禁止,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可适用职业禁止;但此条对“相关职业”的规定并不明确,法官在适用时很难把握。美国和韩国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职业禁止范围予以具体化和专门化,值得我国借鉴。文章认为我国立法上可构建性犯罪职业禁止的个罪化指南,司法实践中可发布性犯罪职业禁止的指导性案例及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也可建立性犯罪者信息数据库,以更好地执行刑事职业禁止制度。

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之分析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2起典型案例的数据分析发现,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低龄化、女性被害人比重大;熟人作案率高,人际关系扭曲;案发地以学校、家庭等未成年人常在地为主;常用引诱手段;案件潜伏期长,反复侵害问题突出等特征。此类案件的预防面临未成年人性安全意识薄弱、熟人作案比重大、犯罪工具网络化等困境。预防未成年人被强奸、猥亵应当着力推广性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性安全意识;着眼于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监控,提升预警风险能力;同时要加大惩处力度,拓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途径。

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信息公开的再思考——以广州市花都区建立全省首个未成年性侵库为背景

2019年3月,广州花都建立全省首个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标志着我国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分析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信息公开制度的合理性,并对该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强制报告,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据《人民日报》2020年6月19日05版报道: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9类不法侵害情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此举对于持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构建社会综合预防保护体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还不强,不少孩子遭受侵害后不敢、不愿甚至不知道寻求帮助。

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问题研究

近年来,预防和惩治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成为社会焦点和法律适用难点。本文通过分析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特点,梳理出该类行为在刑法罪名、体系化定罪及处罚方面出现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罪名难认定、刑法保护范围拘谨、利用网络性侵犯罪法律规制薄弱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刑法保护范围、探索新设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刑罚规则及推进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的信息公开及行业禁止制度、提升安全教育监护措施等具体建议,以期对加强新时期未成年人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

当前,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家校护苗行动难见实效、社会保护网络存在漏洞等问题.可从加害者、被害者的角度分别探寻完善对策,加重法律惩罚力度,建立性罪犯预警机制,同时加强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构筑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

校园性侵害预防机制的原则与框架研究

文章用可靠的数据说明校园目前已经成为性侵儿童违法犯罪的高发场所。结合中国近年来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增加的预防校园性侵害等内容,提出学校应该普遍建立性侵害预防机制以及完善违法犯罪查询制度的建议。在讨论学校建立性侵害预防机制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预防机制的基本框架,即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核心,以校内预防工作制度建设、教职员工入职筛查、全员教育培训为机制主要内容,以第三方的评估对机制运行效果进行测评,以行政、经济、司法等手段为机制落实的保障措施,通过源头治理,达到降低校园性侵害违法犯罪发案率的目的。

从民族习惯法视角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民族地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高发趋势,犯罪行为具有反复性、长期性、非暴力性与受害对象特定化,并且犯罪呈现高暗数以及案件处理具有民间性等特点。分析认为传统社会控制式微是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通过强化民族伦理道德文化对该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约束与威慑性侵行为人、指引社会成员远离性侵犯罪,增强民间社会控制力,达到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与目的,协同国家制定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及预防机制研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严厉打击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恶疾。目前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不够充分,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还存在证据固定难、询问时特殊程序执行不到位、“双向保护原则”无法有效落实等诸多问题。在办案中应建立“一站式”询问、救助、保护机制,设立从业禁止,完善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同时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加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研究——以H省Q市案件数据为分析样本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1号检察建议',其核心内容就是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等。本文以H省Q市集中管辖的三区案件为样本,研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旨在为情况近似的地区提供有益参考。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被害人化预防

近年多发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关注较少。这不仅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更不利于犯罪预防。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预防未成年被害人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针对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第三次被害分别做出立法完善、司法规范、心理干预以及国家补偿的应对,以保障被害人从被害经历中恢复并重新步入社会。

域外惩治与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3年10月,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强化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力度,但总的来看,我国惩治与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度还存在缺少单独立法、责任认定分歧、预防举措不力等不足。通过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相关制度考察分析,建议我国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定一部单独的法律,在办理性侵未成年犯罪案件中适当引入严格责任,同时还应构建更有效的多元化预防体系。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体化办理机制的完善——以陕西省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为例

性侵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有效防范此类犯罪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当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依赖刑罚制裁措施予以司法回应,但就司法实践来看,单纯的刑罚已不足以有效预防该类犯罪。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预防与惩治需要多元化综合推进,寻求法律、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共同作用机制,从预防、惩治、保护与救助等层面进行有效的政策指引与措施落实,从而有效防范并减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些年,随着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惨案频繁上演,未成年人遭性侵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因此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刻不容缓。未成年人被性侵无疑是加害者群体在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漠视社会伦理、蔑视法律威严。本文以预防未成年人免遭性侵为落脚点,从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两个方面阐述。针对现阶段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免遭性侵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以期有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