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王弼“性其情”的人格范式

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以其特有的解构和思辨功夫沟通儒道,在儒家圣人中注入道家自然的因素,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与道家的自然任情价值整合为一。构建出体道通无的理想人格,可性其情的人格范式,体现出任情止礼的人格价值,奠定了魏晋名士人格修养的理论基石。

自然人性论的回归与张扬——王弼性情观初论

本体论思维方法是在王弼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方法。在《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中,王弼有意地运用这一学术方法,来重新思考人类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性其情"学说;进而,他以此为前提,倡言"圣人有情"说;使圣人从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人的姿态展示于世人面前。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的美学意义

魏晋之际,圣人有情无情议论纷纭。王弼以圣人为模本,以感释《咸》建构“情动于中”;以“应感”论情感的激荡;就“无累”论情感的化解;就“体冲和”谈化解的途径,确立了情感的合理存在。由此,嵇康、郭象汲汲于探讨应对情感之法。他们的理论建树催生了魏晋人情的发现,为中国美学最终形成以情志为本奠定了基石。

论赋中的闲情模式

论赋中的闲情模式李丹博昝亮在中国历代赋作中，闲情模式的赋迥异于其他类别的赋。唐代的《艺文类聚》卷十八和清代的《历代赋汇》外集卷十四、十五及逸句都收闲情模式的赋作，却将其置于美人赋或美丽赋中。原因主要是赋这一体裁具有《楚辞》香草美人之传统，以情为表，虽...

学以致圣——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篇解析

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旨在坚定士人成圣的信念并探索切实可行的成圣途径。为此,他基于自身的为学经历,破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偏见,将为学与成圣关联起来。针对人们的善性被不受控制的情感所遮蔽的心性状态,他提出了"性其情"的工夫原则,要求学者自觉善性,并以此来约束情感。在具体方法上,程颐坚持"自明而诚""先知后行"的工夫进路,认为工夫包括知道、信道和行道三个次第相连而又浑然一体的环节,并将颜子视为以此种工夫把握道体的典范。他进而指出,颜子与圣人相比只差一个熟化的阶段,因而前者最终成圣只是时间问题。这说明"学以致圣"是完全可能的,学者要做的就是端正为学动机,自觉拒斥俗学。程颐此论所针对的是北宋中期士人追求科举仕进,好为"巧文丽辞"的时代风潮,它确立了宋明理学的修养目标,并勾勒出理学工夫论的基本走向,在理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

宋代洛学派之文学观

在宋代理学史上,洛学派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该派理论的构成部分,文学思想表现出独具的特色。该派是在"本"亦即"理"的大前提下承认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为文学作品界定了"无邪"的基本规范,特别注重作者品德节操的磨砺,要求作者以高尚的品德充养其文,把"情"规范于"中"的范围之内,使之无伤于"性",其目的是让作品承担起兴起人善意的感发教化作用。为此,该派特别推重素淡自然、清切平易的风格。当然,该派以"本"和"德"来挤压"文",固然强调了文学的"善",但于文学的"美"却是有所伤损的。

皇侃性情论内涵辨析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儒家学者,其性论一改魏晋以来的玄学思维模式,回溯先秦以来"即生言性"、"禀气定性"的人性论传统,提出了"性者,生也";"性无善恶,而有浓薄";"人生性分各有所能"等命题。展现在"性""情"关系上,皇侃虽然借鉴了王弼"性其情"论,但已不再是玄学式的以本体之"性"去支配经验之"情";而是注重阐发人性中天然具有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中基于这种合理性而去恢复人的自然真情。因此,皇侃性情论可视为南北朝时期玄学流宕氛围中的儒学奇葩。

王船山思想四论

(一)宋应星对王夫之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等,早已探讨张载、王廷相与王之的思想传承和革新,但是未尝注意宋应星对王夫之的沾溉。武汉大学萧父教授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载李维武《王夫之论“生”和“死”》,徵引李时珍《本草纲目》与方以智《东西均》科学化的生死观,然而全书亦不涉及宋应星。最先论述宋、王关系的书,是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宋长庚《谈天》首章善用《吕氏春夏·察今》“刻舟求剑”对顽固的教训,形容登东岳泰山看日出时的体会: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从“天理”到“良知”——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

王阳明以朱学为背景,提出"良知即天理"。"良知"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以"天理"释"良知",进而以"良知"代"天理"的过程。王阳明主张"良知即天理",却甚少提到"天理即良知"。在其学说中,"天理"与"良知"的地位、含义并不相同。从"天理"到"良知"的转换不仅是其为学进路的变化、"觉民行道"政治方案的落实,更开启了从性其情到情其性的美学范式的转换,引领了晚明时期新的美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