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网络媒体对“全面二孩”政策报道的性别传播研究——以2016—2018年为例

以2016~2018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六家网络媒体的报道情况为研究对象,对其选取的“时事政治”“卫生健康”“社会生活”“财经”“教育”五大报道框架的报道特点进行分析发现,与该政策刚发布时期的单向报道模式不同,这一时期的媒体报道比较注重问题意识与双向编码,报道模式更加成熟;在设置议程时,也会将性别议题与广泛的宏观议题巧妙结合,从而有效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完善。但是媒体报道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好如何以女性为主体、如何尊重并挖掘女性经验在“全面二孩”报道中的价值,除了媒介监督与推动宏观政策之外,媒体也应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心灵守望的职责。二孩母亲所面临的养育困境,尤其是心理与精神方面独自承受的压力亟需得到关注,这不仅关系到如何解决个体女性的困境,更关系到如何维护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文化。

论美国性别传播研究争取话语资源的历史路径

对美国自第二次女权浪潮以来女权主义争取话语资源的历史路径的梳理,能够呈现以女权主义学术为主体的性别传播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话语资源和历史遗产。根据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势,女权主义学术与各种话语资源发展出“同盟”“朋友”“对手”和“敌人”的不同关系框架,形成了以女权主义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所特有的发展策略。而网络女权发展模式中出现的话语互斥等现象,亦为女权主义学术带来了崭新且棘手的挑战,促使女权主义反躬自身,对其内在话语资源进行梳理与区分。这无疑对以女权主义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之辨

无论中外学术界,都存在着将"性别传播研究"、"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性别与传播研究"混为一体的现象。而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文章通过论证"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及研究范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可以明确这三个研究领域在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差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传播研究的话语情境与研究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传播研究对于自身独特的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特色日益明确与专注,体现在更加强调女权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性别传播研究中的主体作用,也更注重尝试多样化的研究议题与问题意识为性别传播研究带来的理论建设及启发。在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形成与动态发展过程中,性别传播研究与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经济环境、新技术水平以及日常生活等,构成了更为紧密的对话关系。本文将梳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性别传播研究的话语情境,并归纳性别传播研究在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取向。

中国语境下的性别与传播研究(1995—2014)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由此发端。本文对1995至2014年中国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和女性研究期刊上该领域的184篇论文和107篇硕博学位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细读,梳理了20年来中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发展趋势:从议题看,研究所涉及媒体从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逐渐扩展到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所关注的对象从笼统的女性群体细化到不同职业、地区和民族的女性;从研究方法看,尽管方法更加多元和融合,但采用规范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科学研究比重较低。本文认为,中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应更注重本土化问题和新兴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提高研究的规范性以及在高校推广开设性别与传播相关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