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历史之外——论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的性别修辞

本文从历史叙事与女性生存、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女性叙事与性别修辞三个方面对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的性别修辞进行了解读,认为《第九个寡妇》还原了女性的性别场景,完成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和对大历史中女性生存的体察;通过对民间生存伦理的挖掘质疑了革命伦理的民间生活的伤害;《第九个寡妇》还通过对女性外部经验的书写透视历史中的女性与女性经验中的历史,从而为性别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传统节日节物的性别修辞与符号指述关系研究——以“端午索”为例

中国传统节日节物是节日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人类“意义生产”的特殊载体。节俗活动和节物也可看成主体的一种“言说”行为,具有一定的修辞功能。端午节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物——“端午索”就极具性别修辞意义和符号指述关系。社会生产和分工是端午索确立女性修辞的技术基础和物质前提。端午索的修辞意义及其指述关系大致可分为夫妻指向的符号意义和母子关系的符号意义。这两种修辞意义及其指述关系既存在共同点,又具有差异性。深入研究包括端午索在内的众多传统节日节物的性别修辞与符号指述关系,对当今继承和发扬传统节日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篮球宝贝”的性别修辞与符号指述

"篮球宝贝"极具性别修辞意义和符号指述关系。"篮球宝贝"的修辞意义及其指述关系大致可分为身体消费的符号意义和集体狂欢的符号意义。研究"篮球宝贝"的性别修辞与符号指述关系,对研究体育比赛娱乐活动中女性社会角色的符号化意义,观照女性社会角色的诉说与希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性别修辞与历史话语: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

作为一种文本迁移现象,严歌苓、张翎、艾米等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小说被多次改编成兼具审美价值与社会话题性的电影作品。这些小说中显见的女性视阈、历史书写经不同创作者影像转换后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美学面向--或承续,或置换。电影对小说的"阐释"差异源于改编场域中的多元驱动力,如小说与电影在媒介属性上的相异性,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审美趣味和价值立场,不同影片在制片定位、市场策略上的差别等。在"从小说到电影"这个转换场域中,电影创作者既有艺术维度的取舍判断,亦不可能忽略更深层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气候。

“他者化”的自我——合作化小说女主人公形象的性别修辞阐释

合作化小说叙事中有两类女性人物形象非常特别:一类是有着"男性化"倾向的女模范、"女英雄"形象;一类是对农民"新人"大胆、主动追求的觉醒了的女性形象。作家在塑造这两类女性主人公形象时运用了独特的性别修辞手法,将其纳入到革命政治这一宏大叙事之中。然而,这些女性主人公形象在革命政治的积极参与中获得了合法身份的同时,又失去了其"自我主体性",成为了符码化的存在。

性别修辞与20世纪末女性散文的叙述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散文中出现了大量以花、树、月等为喻体含蓄表达女性生理、心理与情感的作品,为文学、修辞、性别与文化相互关系的阐释提供了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中富有性别意味的修辞,可以称之为"性别修辞"。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语言表达的技巧,还是修辞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当代女性散文中的性别修辞是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表现,也是追求两性和谐的叙述策略。

女书文化性别修辞与符号指述关系研究

女书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极具特点的一种文化现象。女书文化在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凝聚其文化内涵及修辞意义、指述关系。女书文化作为女性意识的叙事方式,主要表现出"女性作者"对待"女性"这一性别特质,从发现、审视到定位的认知过程。把女书文化作为泛文本研究,解读其修辞意义和指述关系,大致可分为女性自我洞悉的符号意义和以女性立场审度外界的符号意义。

身体之重、双重身份与性别空间:刁亦男电影中的性别修辞

从处女作《制服》、《夜车》、《白日焰火》到入围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刁亦男导演凭强烈的视觉影像风格、边缘人的奇情故事和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怀享誉国际。两性关系之间的融合和对抗一直是刁亦男电影中值得探讨的话题。承载着男性欲望视线的女性形象和具有双重身份的男性形象在具有差异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异托邦内不断进行性别的解构和重构。

《白日焰火》:情欲秘语的性别修辞

本文剖析了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提出本片文本之外的第四层"真相"的假设。指出本片除了犯罪故事的表相,还有另一层里相:体制压抑下个体生命破碎的情欲自由。并从性别修辞的角度,阐述了吴志贞所遭遇的三重男性霸权,以及片中主要男性角色所面对的体制中的困境。最后,指出了本片的性别修辞对现实体制的指向。

女性主义叙事学下“阿图西—蒙特威尔第之争”的性别修辞——评库西克《性别化的现代音乐》的叙事策略

美国音乐学家、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娜·库西克在《性别化的现代音乐》一文中考察了"阿图西—蒙特威尔第之争"的原始文献,通过对文本中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分析,揭示了阿图西与蒙特威尔第兄弟各自的写作目的,进而探讨这些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隐喻。库西克的阐释不局限于争论本身的音乐问题,还包括当时社会的性别对立、政治变化,乃至20世纪现代音乐中的相关问题。她关注的并非争论本身是如何发生的,也并非争论事件的性别政治,而是更关注争论文本在话语技巧上与性别政治的关联。在库西克的论文中显示出女性主义学者敏感的学术"嗅觉",以及对男权意识形态下惯性思维的挑战。

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性别修辞及意义

在茅盾的早期小说中,存在着两种明显的性别修辞策略,一是聚焦于文本的女性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展示女性的悲惨命运。二是在塑造新女性形象时,突出渲染女性人物的生理性别特征。前者体现出作为五四时代具有先进性别文化观念的男性文化人对不幸女性的同情悲悯。后者则表明作为"妇女主义者"的茅盾并没有摆脱将女性视为欲望化对象的无意识深层心理。

“亚洲电影”的国族叙事与性别修辞

乐观的叙述认为亚洲国家合作生产的"亚洲电影"既是一种对立于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电影。然而事实却是过去这十几年里出现的"亚洲电影"不仅全面继承了好莱坞电影的性别修辞策略,而且通过性别关系与国族身份的重新结合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重建提供了竞争的场所。如果仅将"亚洲电影"当做一种超国家的认同建构,不对其中的国族政治表达予以充分的重视,那么这种看似是以反帝国和反霸权为品格的想象就有可能为另一种帝国和霸权的形成提供空间。

浅析现代主义初期建筑描述中的性别化修辞语言——以担保大厦和斯科特百货大楼为例

建筑描述语言中通过性别比喻的修辞将建筑之于男性与女性的特征类比,在建筑史中存在了数千年。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性别化修辞描述建筑的语言越发不为人们所使用,在沙利文之后对于建筑的性别化描述更是骤然消失。这种语言描述的变化有着其时代发展的原因。通过对担保大厦和斯科特大楼的建筑描述研究,探究现代主义初期的性别化描述特点的本质以及时代意义。

论《盲刺客》的叙事策略

《盲刺客》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搭建起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其中叙事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是其完成该叙事作品的重要手段。作者把高超叙事策略与一贯以来沿用的女性主义题材巧妙结合,揭示了加拿大现代女性的情感、地位和所处困境。本文以叙事学为论述依据,从叙事结构、视角和声音三个方面对《盲刺客》进行一一解析。

论《盲刺客》的叙事策略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盲刺客》中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搭建起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其中叙事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是作家得以完成该叙事作品的重要手段。从叙事学角度看,可以从叙事结构、视角和声音三个方面对《盲刺客》进行解析。玛格丽特把高超的叙事策略与一贯以来沿用的女性主义题材巧妙结合,揭示了加拿大的现代女性情感、地位和所处的困境。

严歌苓:历史重述与性别乌托邦

严歌苓在近年来的"中国叙事"中,对政治意识的疏离,使她有意识地选择了从人性角度来构建其历史伦理。她以女性的生存史、生命史、爱情史拆解"革命史"、"启蒙史"的叙事伦理,还原了"民间史"、"个人史"存在的合理性。她的"性别乌托邦"叙事也使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巨大的裂隙得以缝合。对于摆脱意识形态的困境而言,严歌苓的历史重构与性别书写是成功的,但乌托邦叙事同时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伤害。而选择一个"说故事者"的身份,也使她的叙事产生了某种矛盾与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