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否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就业结构呈现新特征。基于个人偏好歧视理论,试图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显著缩小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就业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教育差异越小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更有效地缩小性别就业差距;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性别就业差距的效果则一般。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镇化发展,进而缩小性别就业差距。因此,地方政府可基于地区特征,通过适时的政策引导达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经济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性别就业差距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关注,保障妇女平等享有经济权益成为共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作为有偏性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的大力发展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是否能够缩小性别就业差距,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为研究人工智能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性别就业差距,使用2008—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年份和省级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使用男女性就业率作对照。实证结果发现,人工智能会扩大性别就业差距,其原因是扩大男性就业率的程度大于扩大女性就业率的程度,由此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下弱化性别就业差距的一些建议。

外资进入、性别就业差距与企业退出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距逐年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外资进入、性别就业差距和企业退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进入通过降低就业的性别差距,进而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这种效应对不同外资进入程度和内资企业同样稳健,且不受抽样偏倚的影响。此外,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是外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且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引致了相关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本文对中国引资政策制定、实现劳动力市场平等及提高企业竞争力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性别就业差距——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检验

维持男女就业平稳增长是确保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本文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差分GMM模型从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角度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性别就业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高度化)对性别就业差距会产生明显的弱化效果,但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性别就业差距;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弱化效果在地理上呈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而高度化的弱化效果则呈自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趋势,且该弱化效应会随着我国产业转型的不断加深而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弱化效应不仅来源于其合理化对女性就业的促进,更多来源于其对男性就业的抑制。

技术进步是否加剧了性别就业差距?

本文基于微观机理与典型事实,推演归纳地区层面广义技术进步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动态规律,提出技术水平对技术进步性别就业效应的调节机制假说,结合2000-2018年我国省际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回归与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技术进步对我国男、女性就业率均具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对男性就业的促进更强,导致性别就业差距的强化;技术进步对我国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呈现显著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表现为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强化,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弱化;技术水平在地区技术进步与性别就业差距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区域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强化作用越大。本文立足地区层面视角,拓展了性别就业歧视领域的理论机制探讨,并为性别就业差距的纾解提供了新的实证结论与政策启示。

资本品贸易对我国性别就业与工资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对性别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结合我国当前资本品贸易与性别就业和工资差距的现状,通过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资本品贸易会缩小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就业与工资差距,但会扩大高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就业差距,其中一般贸易的影响大于加工贸易,进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出口贸易。因此,我国应当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充分利用资本品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加大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力度,缩小性别就业与工资差距。

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性别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基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文章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体就业以及不同性别间的就业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个体就业,同时也扩大了性别就业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主要是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并对男性的促进作用高于女性,扩大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就业差距;数字经济促进了无抚养负担的女性就业和有抚养负担的男性就业,扩大了有抚养负担个体的性别就业差距和缩小了无抚养负担个体的性别就业差距。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性别就业差距——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性别就业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进口关税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扩大了企业性别就业差距,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性别就业差距,从回归系数看,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加剧了性别就业歧视;(2)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出口状态和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就业差距的影响与产业结构变化和地区制度环境有关。

“机器换人”如何影响了女性就业?——基于2021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企业开始广泛应用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自动化技术替代人工,开展“机器换人”。本文基于2021年对521家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机器换人”对女性就业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对女性劳动者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减少了女性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就业份额。从分样本结果看,在那些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出口导向型企业中,“机器换人”对于女性就业份额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没能推动两性就业平等,反而加剧了两性的就业差距。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技术升级背景下促进性别就业平等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性别就业及工资差距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2008年第2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从性别视角出发,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性别就业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会降低性别就业差距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降低性别工资差距。计量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具有更大的竞争压力,这将会降低当地企业的性别歧视程度,从而有利于缩小性别就业和工资差距。从所有制角度看,外资企业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倾向雇佣更多女性,并给予女性较高的工资;总体而言,在服务业部门中,外资进入对中国劳动力性别就业差距、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都具有积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文献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不同性别群体的就业和工资分配的影响日益加强,这一领域也逐渐引起了经济学者的关注。文章首先对FDI影响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理论机制进行概括和梳理,进一步针对FDI影响性别就业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FDI影响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