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及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分析,从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平等观念两个维度研究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及性别平等观念均日益改善,但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滞后于性别平等观念的转变,导致育龄群体在追求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因此选择推迟婚育,并最终使生育意愿降低。在性别平等程度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仍处于中低水平,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滞后于欧洲国家,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且家庭支持政策落实较好的国家更有潜力提升生育水平。由此提出继续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加快家庭支持政策改革与调整,促进家庭内部合理分工,增加对双职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加快落实托育服务等政策建议。

强制、同意与性别平等:强奸罪入罪模式及其改革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确立了以“强制手段”为核心要素的规范结构,可概括为强制模式。在强制手段或被害人反抗不明显的情形中,行为人违反被害人意愿实施性行为却难以受到刑法的制裁,从而使个人性自主权的保护存在重大漏洞。强制不是强奸罪不法的核心,违背他人意志才是强奸罪的本质。以同意替代强制是强奸罪法律规范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奸罪立法的主要任务是为个体之间的性互动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符合社会规范和性别平等价值的沟通规则。根据性互动的沟通结构及其特点,结合性互动行为的实践和不同模式的适用效果,我国宜采取修正的否定同意模式,即一般情形下适用否定同意模式,对虽然具有同意能力但其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存在减损的脆弱人群应适用积极同意模式。

身份认同、衰老焦虑与性别平等:当代西方文化老年学关键议题研究

20世纪末以来,西方的老年学研究广泛吸收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从单纯的生物医学研究转向更为多元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人文老年学、文化老年学等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分支学科。文化老年学积极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将年龄置于同阶级、性别、种族等相似的范畴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老年所暗含的文化建构属性。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一直以来被赋予脆弱、固执、无用、落后等负面刻板形象,对老年的恐惧、抵制和歧视成了常见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人生从童年到老年的各阶段划分,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概念,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对围绕老年概念的身份认同、衰老焦虑及性别权力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可以揭示文化在塑造老年经验和身份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力地解构附着在老年人身上的负面话语,并为国内老年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从气候行动到性别平等:反垄断的可持续发展价值

反垄断可通过特定方式促进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气候行动与性别平等这两类典型的环境与社会目标。反垄断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融入特定行为的损害分析,比如特定案件中的市场界定与竞争效果分析环节可以考虑性别因素。反垄断也可以依托豁免规则间接实现不同政策的平衡,澳大利亚2023年一起并购案件中执法部门接受交易方基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抗辩理由便具有代表性。要释放反垄断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我国应该明确反垄断的辅助角色定位,兼顾直接模式与间接模式且审慎适用前者,细化评估标准,重视环境、社会问题相关反垄断案件的查处,在竞争倡导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推进反垄断合规与ESG合规的衔接。

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近代报纸库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近代报纸库数据,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造各地区的性别平等意识指标,探讨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显著降低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就业的数量和占比,并减少了假日天数。利用明清时期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而在长期影响方面,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生了逆转,从2000年之前的负效应变成之后的正影响。劳动者谈判能力的提升是长短期影响出现逆转的关键。

护理教育性别平等量表的汉化及心理测量学评价

目的汉化护理教育性别平等量表并进行心理测量学评价。方法基于问卷星在黑龙江省、江苏省和浙江省3所高校的高年级护生中收集数据,采用网络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原始量表条目进行质量评价、维度划分和验证。ROC曲线下面积用于评估中文简版量表对不同性别被试不平等感知水平的识别效果。结果共收集具有实习经历的高年级护生373例。基于网络分析中的冗余分析、条目网络载荷和条目维度归属的一致性分析共在原始条目中筛选出12个条目,3个维度,形成中文简化版量表GES-NE12。中文版简版量表和原始量表得分高度相关r=0.97,GES-NE12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ROC曲线下面积达0.97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GES-NE12各项拟合指标均较好。结论中文版护理教育性别平等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评估护生在护理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感知水平,且更加简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建立有助于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公共服务体系,并紧抓数字机遇拓展女性就业空间,从而使数字科技真正成为赋能弱势群体、引领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智能社会语境下的数据治理如何助力性别平等

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性别歧视开始溢出传统范畴并向线上空间蔓延,广泛存在于人脸识别、搜索推荐、智能招聘、金融授信等场景中。现有治理思路偏重算法规制,靠近技术生命周期末端,事后监管色彩较浓,而数据采集、分类和输入过程中的源头质量问题和隐蔽的权力关系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弥合“性别数据鸿沟/缺口”或可解决部分问题,但性别数据治理是一个场景颗粒度非常高的综合性工程,有的问题(特别是生理/生物性别领域)可依靠增加女性数据供应来解决,而有的问题(往往是社会性别领域)则恰恰需要降低算法的性别敏感度,取消数据的性别分类,让机器“安能辨我是雄雌”。克服算法性别歧视并让人工智能为女性赋能,治理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数据治理目标,在“差异平等主义”之下灵活识别哪些领域应该训练机器对性别充分敏感,给出技术的“女性可供性”,哪些领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技术力量来矫正人为制造和主观上的不平等因素。

马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

教育是改善马里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提升妇女和女童地位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马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马里两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层次、识字率、入学率等方面的差距,展现了马里教育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严峻性。为解决以上问题,马里通过制定维护女性公平教育的政策、建立保障女性公平教育的机制以及寻求对外合作三个方面促进教育中性别平等问题。通过以上措施,马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是根植于马里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欠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仍是造成女性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实现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仍任重道远。

幼儿园性别平等教育调查与分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3~6岁是儿童形成性别认知的重要时期,性别平等教育应该从学前儿童抓起。幼儿园性别平等教育对消除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初步的性别平等观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幼儿园性别平等教育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对幼儿园性别平等教育的实施提出如下建议:树立性别平等教育观念,正确践行教育行为;创设性别平等教育环境,合理选择教育内容;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培训,科学开发教育课程;提升性别平等责任意识,正确开展家园合作。

中国妇女研究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新目标、新任务、新路径”研讨会在京召开

2024年1月23日至24日,中国妇女研究会在京召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新目标、新任务、新路径”研讨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结合中国妇女十三大做出的部署安排,研究探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主体、价值、目的:性别平等的伦理根据探析——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例

性别属性是人所具有的众多属性中的一种,然而因这一属性而产生的不平等却在人类社会中持续存在。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隐含着有利于论证性别平等的理论资源,但部分哲学家的性别观念却与其平等思想存在矛盾。柏拉图从美德、职业禀赋和立法三个方面给予了女性平等的主体地位;亚里士多德虽然从自然目的论的视角区分了男女的生物学差异,但由此得出的女性应该从属于男性的价值论证却站不住脚;康德的人人都是目的的观点为论证性别平等提供了伦理根据,但其性别观却充满了对女性的偏见。性别不平等并不仅仅来自自然生理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社会长期的不平等塑造。自然所造就的不平等应该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削弱,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在各自适合的领域自由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性别平等视阈下女性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保障

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尽管性别平等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待遇水平上的实质不平等,这类现象隐藏于《宪法》《社会保障法》“中立”的性别平等表达中。养老保险体系中养老金待遇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养老金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参保人的缴费能力和缴费年限,而女性群体的缴费能力、缴费年限又恰恰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为缩小两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保障女性晚年的体面生活,应当跳出性别对立、资源竞争的思维定式,以两性合作的观念保障女性的养老金权益,实现性别层面的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中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实施效果研究

性别平等教育作为思政课程的实施要点之一,从现实的意义来看,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举措,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从理论构想来看,要以性别平等教育为抓手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时代大学生、以认识性别差异为目的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接班人。在实现路径上,要培养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融入性别平等价值观教育以及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培育性别平等良好的校园风气。

程序性平权与结构性歧视:ChatGPT性别平等观的对话测试分析

ChatGPT在人机对话中是否内含了自身的性别观,成为智能传播环境中认识社会性别平等的新着眼点。通过与ChatGPT进行人机对话并参照扎根理论分析对话文本,发现它强调AI客观中立,表层认同现代性别平等价值观而深层隐含传统性别观,存在程序性平权与结构性歧视的矛盾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深浅层次表现出不一致的性别观,得到启示:要警惕人工智能无意识的性别偏见输出,加大性别平等政策对AI技术的保障;同时构建专业大模型,以“算法先行”原则助力人工智能的强大技术力量推进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

ESG如何应对职场性别平等挑战

ESG可助力中国女性在职场上应对挑战,帮助女性突破职场天花板,构建职场性别平等环境,提升职场女性领导力。

海商法中看性别平等——从“姐妹船”一词说起

海商法是从父权制中发展的法律体系,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海商法中许多明确歧视妇女的法律文本已经隐形化,但海运行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本文从性别角度审视海商法体系,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海商法条款的含义,也为修订立法以促进海商法中和海运行业中的性别平等。

媒介仪式视角下液态监视对数字时代性别平等的形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男女平等及女性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有关媒介对性别平等的形塑问题,当前传播界的学者已从宏观视角展开深入研究,数字化媒介形态衍生的数字景观建构了新的伦理范式,在数字环境的介入下演化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文章以媒介仪式作为理论视角,阐述了液态监视对数字时代性别平等的干预。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液态监视的宰制促使个体进行自我量化与异化,个人完成了生命治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在社会层面,监视的权力运作促使社会风险在媒介空间中不断蔓延与铺展,符号暴力、谣言在液态监视的催化下施权于性别之上,影响着数字空间的性别走向。然而液态监视并非只是负面的媒介现象,其对性别平等仍旧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相对弱势的性别群体在液态监视的见证下通过身体的政治实践及多元媒介叙事能力对权力的压制进行反抗。

我国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研究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推动,我国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本文以我国社会性别平等问题为研究对象,特别以劳动法律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分析了性别歧视在劳动领域中的表现,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社会性别平等的解决措施,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以及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我国实现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性别平等观念的中介效应——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惠及人们生活的各种体验,它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重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重构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幸福体验。通过选择2021年CGSS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且考察性别平等观念在两者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女性群体的幸福感,性别平等观念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存在中介效应。通过互联网使用,女性借由网络平台中的话语赋权、信息传播、线上组织帮扶,获取性别平等观念,增强女性自主意识,增加了对线上和线下生活的积极体验,对自主生活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升了个人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