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女性主义的性别想象——管窥藏族女作家梅卓文本中的性别群像

藏族女作家梅卓通过她的文本创作,为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又添加了栩栩如生的诸多人物形象。然而藏民族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化环境,是否意味着作家的创作更接近女性主义理论所能阐释的概念范畴,还是在族裔特色中孕育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以梅卓文本中性别群像的塑造为切入点,揭示出作家所开辟的性别想象空间。

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新青年》的“女子问题”探考

中国现代性话语在其发轫之初就把女性身体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纠结在一起。在五四知识精英的现代认同中,民族一直是作为男性主体而获得象征意义,女性的性别表征被不断编码,成为男性主体缓解民族焦虑的丰富的话语资源和阐释空间。由此导致的另一种结果是: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一面往往被忽略,而其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一面则被凸显出来和刻意强调。《新青年》中的"女子问题"讨论,男性论者更多地申述民族自强、国家独立对于女性的要求,彰显女性意识与国家思想相交融的一面,体现出对女性性别身分的想象。

原初的宿命:人类起源神话比较视域下藏族始祖神话的性别想象

藏族的始祖神话经历了从"猴子与哲塞姆"到"猕猴与罗刹女"的演变,动力源于吐蕃政权意识形态的转型,即佛教取代苯教。在社会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重构社会文化的冲动改写了既有文化资源,使原初部族起源的性别想象所蕴含的人类文化信息被打上了佛教烙印,由原来的母系关系确定条件下追寻父系的情况,演变为神化父系、妖魔化母系的情况。这种演变的本质是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地位确立后,制造男性话语霸权的结果。比较藏族的始祖神话与女娲造人和亚当与夏娃传说的异同,从文学研究的母题与原型角度,可以把握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性别想象的原初宿命,其如隐秘的基因,为人们解开后世文学中性别想象特点提供原始密码。

论阿来小说《尘埃落定》的性别想象

阿来的《尘埃落定》塑造了性格迥异的男人和命运各不相同的女人。在这个两性世界里,不仅隐藏着作家性别想象的个体心理,也难以逾越地蕴含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性别文化形态和藏族性别文化色彩。《尘埃落定》通过合理的性别想象,传达了作家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性别文化形态的理解,展示了20世纪上半期川西藏区土司制度瓦解背景下男权社会的两性关系和性别文化,特别是借助傻子二少爷这个奇特人物的爱情和婚姻,构建平等、自由、自主的新型两性关系,折射出藏族奴隶制社会现代性的萌芽。

改写他者的性别想象——论凌叔华的女性情感书写

在杨振声的短篇小说《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中,同性恋爱的题材仅仅是批判社会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呼吁营造良好的男女恋爱环境。凌淑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从淡化女主人公的"男子气"和深入刻画女性心理活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不仅肯定女性具有自主开发情欲的可能,同时通过模仿新女性对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讽刺性地揭示出其所遭遇的自由解放困境。

古代男性“闺怨”诗词的性别想象

大多数男性"拟女性"的闺怨作品表面上是在代女性倾诉不幸,充满着对女性的同情,但实质上到处充斥着男性视角对女性相当隔膜的性别想象和相当固化的刻板规范。这警醒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这种男权话语是否已经销声匿迹?还是依旧渗透在各种关于性别的话语和习俗之中?

茅盾笔下新女性服饰描写的性别想象

茅盾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其早期小说中的新女性,身着性感暴露的服装,大胆而热情地展示着她们妖娆的身体。她们在作品中既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又承担着作者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进而寄寓了茅盾对中国现代女性复杂的性别想象。

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的“想象力消费”:现象、本质与反思

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是近年中国剧集生态中的突出现象,此类改编剧降解了主流话语主导下“再现”历史的“正史”表达功能,加强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剧的文化消费功能,尤其体现在“网生代”对历史可“穿越”、拼贴、杂糅、并置的想象上。这是一种具有明显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对历史的“想象力消费”。叙事游戏化与性别想象多元化是此类古装剧在环境、人物、时空设置、性别想象上体现出的新变化。结合大塚英志、东浩纪的二次元文化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变化实则表明“想象力消费”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乃至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原则。但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调整策略,优化质量,以适应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受益人》：类型杂糅、性别想象与求变之痛

作为导演申奥的处女作,《受益人》可以说是一部精巧、工整的作品,这体现在电影对电影叙事的把控、对镜头语言精巧的运用,以及对黑色幽默设置铺陈的炉火纯青上。然而,虽然电影上映后在口碑和票房上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却似乎和预期存在着一些差距。这种差距源于电影在类型上杂糅黑色喜剧和爱情喜剧的努力,这种尝试源于创新的需求,也恰恰构成了本片最大的软肋,它来源于两种类型间无法取得平衡而带来的难以弥补的叙事裂痕。求变虽痛,却不能放弃求变的努力。从这点上,《受益人》的努力和尝试虽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但仍值得肯定。

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象

耽美、变身与女尊是网络女性写作中的三个流行文类。这些文类都可以归入酷儿写作,其核心都是性/别角色的转换。网络读者/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性/别的转换,得以突破原有的性/别规范的束缚,从而争取到更大的言说自由,构想更平等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尽管这些激进的性别实验目前只能以虚构的形式展开,但它们已经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提供了重要的情感资源。

小说《血痕花》的域外因素、革命观念和性别想象

小说《血痕花》刊登于浙籍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上,它融合了法国历史、日本人物和中国故事三种要素,及传统戏曲、现代小说两类文体,并在两重嵌套叙事结构中,借一位留法女学生观看的演出内容和脚本,讲述留日学生如何受到法国大革命故事和卢梭平权学说的影响。该作品不仅表现了早期赴日译介群体将译述、创作及革命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也反映了其转介法国革命思想时渗入的日本话语状况,更进一步由该群体的聚合经验揭示出其在日期间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对女性权利的关注。

性别叙事与林黛玉、简·爱形象之比较

艺术形象的审美效果与创作主体的视角切入、性别想象密切相关。外在于女性主体的审视者与内在于女性主体的体验者,都以自身的文化心理虚构女性形象,他们的描述和表达赋予形象的性格内涵和角色命运以强烈反差。林黛玉和简·爱在性别叙事的作用下,走向女性从男权社会出走的两极:皈依男性中心毁灭自我的现实和颠覆男性中心确立女性权威的虚构。

台湾“同志书写”的性别想像及其元素

同志文学是台湾文学进入多元并存发展时期的诸种新现象中,最具颠覆性格、亦最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隐现初潮到90年代蔚成风潮,这一文学写作方式呈现了逐渐明晰的美学追求,亦呈现了正负两面的现时效应与文学史影响,需深入探究的空间甚大。本文拟对台湾“同志书写”的内在特性与价值定位等侧面,试作论说,以就教于方家。

性别文化视域下的原型传承:藏族当代诗歌的父亲与母亲形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族当代诗歌在逐渐深化的民族身份确认创作思潮背景下,显示出日益鲜明的民族文化品质,不仅以特有的意象丰富了中华诗坛,更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再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观察,藏族当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父亲、母亲意象,是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特点展现,诗作中对父亲形象的无意识精神偶像指认背后带有明显的"猕猴崇拜"的原型传承,在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对举的诗篇中,以父为主和以母为次的关系呈现也折射出"猕猴和罗刹女"神话的原型影响。藏族诗人对乡土观念和家园意识的坚守,彰显了宝贵的田园诗意价值,是对人类原初的温情的守护。

论新感觉派小说性别叙事的文化寓意

新感觉派小说的女体修辞表现为城市与女性的同构关系、城市与乡土的补偿关系,男性叙事者通过凝视、窥淫和祛魅手段,在躯体话语中对女性客体投射情欲目光和权力想象,并以厌女、性虐或拯救三种策略进行自我建构。新感觉派的两性对峙书写配合其模糊的民族意识和被殖民的暧昧表达,表现出现代中国与进步西方的一致性想象,进而为维护传统男权立场寻得新的文学合法性依据。

浅论狭邪小说中的女性想象

中国曾经是历史长久的封建父权社会,男性拥有极端的上层性别阶级的权利。中国文学历来也是男性的文学,女性意识在文学领域被深深的掩埋在男性对女性的辖制性想象之下。作为父系社会建立伊始的性别霸权阶级,男性的文学便是性别文学史上那个单一的声音。即使抛开丝毫没有女性或者根本不意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剩下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也在男性意识的压抑规整之下缺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女性形象大都依附着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想象而诞生和发展,较少有生动丰富而真实的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物。但时至近代,这种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想象却渐渐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这种改变又恰好较为完整的贯穿于近代狭邪小说本身的发展之中。

《赘婿》与性别爽剧的创作困境

近年来,影视剧《赘婿》成为当下人们热议的对象,但最终在豆瓣以高开低走的方式结束。这一现象表征了近年来性别爽剧整体出现的问题。符号学家认为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应当被看做文本。性别主义之间通过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文本之间相互建构。男频爽剧的出现,为了反驳女频爽剧的"反后宫"叙事,其背后隐藏着男性主义想象对女性的符号化贬低。但是,最终性别爽剧的表现始终不尽人意。其中,单一的人物形象、模式化的情节叙事,并不能打造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要打破现存的困境,要回到性别本身,从人出发、从现实出发,描写性别的困境、人生的困境,将性别与社会议题和人的成长相勾连,才能取得成功。

文明的烛照与召唤——论8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外来者叙述

本文以80年代乡村小说为考察对象,论述其中的外来者叙述模式。外来者承载着知识者身份和城市文明背景,对乡村进行文明的烛照和召唤,而乡村以女性形象出现,在性别想象中回应外来者的叙述模式。

论阿来中短篇小说的父亲形象

阿来的《尘埃飞扬》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21篇作品,其中,描写父亲形象的有11篇之多,这种对父亲的热情关注显示了阿来小说创作的"父亲情结",流露了一个男性作家对父亲角色的思考。在各种父亲形象中,既有居于家庭统治地位的父亲,也有退出父亲权威地位的孤独老者,有渴望确认父亲身份的男人,也有用生命的终结阐释父亲意义的人,更有伙伴关系式的父亲。阿来对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的较多描写,使他的创作具备比较明显的阳刚气质。

身体美学在文学中的对话

文章由中国现当代代表性的作家文本作为分析对象,由身体在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切入,探讨身体所折射出的时代美学观念变迁:由身体隐喻民族危机,到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解读,再到颠覆身体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重担而直达身体的生物性欲望认可,进而发展到身体和民族的伦理文化永远胶着的集体无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身体在美学及道德尺度方面一个世纪以来的连续对话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