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M-DID的教育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CGSS2015-2021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最小二乘OLS回归,构建反事实框架,探究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显著。结果表明,随着我国教育程度的逐渐普及,中等教育可以使得性别收入差距缩小16.0%,高等教育可以使得性别收入差距缩小9.6%,同时,接受相应教育程度的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没有接受相应教育程度的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由此得出结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通过提升女性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有效地缩小具有相同接受教育机会的女性和男性收入水平的差异。

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2018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研究显示,地区性别文化环境通常影响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为了探究国内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计划生育转向前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强度的操作化指标,运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区域性别文化对个体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有着多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父权制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平均收入就越低而男性的平均收入稳定,因此该区域个体的性别间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区域性别文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获得和劳动参与来对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区的传统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下降而男性变化却不大,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上升而男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于是本就存在的性别差异增大。综上,这些研究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形成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性别规训、生育与性别收入差距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强调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束缚了现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更加重了生育行为带来的母职工资惩罚。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性别规训、生育与性别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性别规训程度与个体收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该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生育行为对性别规训的收入代价具有调节效应,随着育儿的性别呈现差异。因此,文化根源上的性别规训是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通过淡化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调整生育假期等方式,降低性别规训的收入代价。

数字技术应用对灵活就业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对灵活就业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灵活就业者收入的整体提升,并有利于灵活就业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减弱性别特征影响和减少性别歧视的途径实现灵活就业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减作用更加显著。

平台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数字革命催生的平台经济以强大的就业效应重塑劳动力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机制,为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带来契机。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条件、削弱女性家庭责任限制、便利女性就业搜寻及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平台经济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给女性劳动者带来比男性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对已婚、中低技能、受雇型及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群体更为明显;当今劳动力市场上禀赋收益率差异(性别歧视)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来源,女性具备的平台经济接入优势和回报率优势都对性别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

工作转换视角下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劳动者工作转换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对工作转换收入回报的作用机制及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劳动者工作转换后的收入水平,对于女性劳动者工作转换收入回报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从而有效缓解了性别收入差距;(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来提升男性工作转换者的收入水平,而通过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来提升女性工作转换者的收入水平;(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前职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行业间工作转换者、迁移型工作转换者以及农村户籍劳动者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同时缓解了低收入劳动者、迁移型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基于此,应积极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一方面推动多元化就业形态发展,提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推动更多劳动者实现转岗提质就业。

电子商务参与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家庭专业化分工理论和性别比较优势理论,采用10个省份2014—2020年6866个农村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电子商务参与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参与显著缩小了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电子商务参与通过提高工作弹性,帮助女性平衡家务和有薪劳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电子商务参与有利于发挥女性服务技能的比较优势,弱化男性体力技能的比较优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对于家庭性别观念更传统、低技能和中西部地区的女性而言,电子商务参与的作用更为明显,体现出电子商务参与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将宏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微观层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结合,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创业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对个人收入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性别差异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男性收入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女性,会扩大性别收入差距;而创业对女性收入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男性,有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基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业对收入的影响过程中,“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同时并存。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创业,对于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低社会资本的女性而言,创业能够显著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方式。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内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和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讨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但使整体工资水平趋于上升;(2)技术进步使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小,但却扩大了高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3)制造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教育程度、行业内性别偏好、女性精细化能力优势及低技能工作对体力技能需求下降的方式影响性别工资差距。

性别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基于吉林省1990—2010年间三期妇女地位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吉林省的性别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首先,对这20年间的调研数据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其次,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男性女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性教育收益率差异验证了教育机会的两性歧视,但是也为缩小两性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行的视角;女性收入更容易受到在业状况的影响;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等指标对两性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

教育、行业分割与性别收入差异——基于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北京大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及2008年麦可思公司的"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将行业分割纳入对中国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利用布朗-穆恩-扎罗斯全因素分解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行业中都存在性别收入差距,该差距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性别收入差距主要由行业内的性别收入差别导致,而非行业间的收入差异。此外,行业内的性别收入差别在本科毕业生群体中主要来源于行业内的性别歧视,硕士毕业生中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性别间的个人特征差异所引起。因此,为了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府应当首先考虑利用那些能改善行业内部性别歧视情况的政策工具。

男性应该得的多?——基于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态度的考察

性别平等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本文利用涵盖7个省的样本数据,采用情境方案设置和心理学实验方法,测量农村居民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及选择。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受访者个体差异后,性别因素显著影响个体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选择。具体来看,农村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调节性别收入差距的分配方案,但随着初始性别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以及男性转出额度的增加,农村男性赞成调整的可能性下降。同时,农村男性和女性对彻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结构方案的偏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秉承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农村居民更认同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方案,而不是绝对的性别收入平等。

城镇居民性别收入差距及其演变:1991~2009

本文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使用基于RIF的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性别收入差距及其演变。基于RIF的分位数回归及分解表明:城镇居民低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收入差距有所降低。不同分位数上,特征效应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不断下降;由系数效应带来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比重持续上升,系数效应成为造成低收入分位数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此外,教育的特征差异有利于性别收入差距的降低,但教育、职业及地区的系数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的扩大有重要的贡献。

性别收入差异及性别歧视的变化

性别歧视带来的性别收入差异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基于吉林省1990-2010年间三期妇女地位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吉林省的性别工资差异问题,并运用Oaxaca-Blinder对性别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文章对20年间吉林省的性别收入差异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性别分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性别收入差距总体趋势在扩大;个体特征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现阶段性别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引起的,是正常合理的范围;歧视仍然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女性在获得教育的机会上还是比男性要低,而且女性很难进入到高收入行业和职业,使得在教育方面女性仍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对女性的歧视逐步减弱。

中国城市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利用三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里性别收入差距的程度以及成因。研究发现在1980年代,性别收入差距程度较小并且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类似。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性别收入差距的程度有所扩大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里。本文还发现在低收入群体里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本文由此建议社会更加关注低学历、低收入的女性劳动者,保护她们的权利,该群体是劳动力市场上最弱势的群体。

直接歧视、反向歧视与性别收入差异——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性别收入差异进行分析,并通过引入无歧视的工资结构,将歧视部分进一步分解为反向歧视和直接歧视。结果表明:性别歧视是外来务工人员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且性别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反向歧视和直接歧视都受到婚姻、行业、地区的影响,且总歧视效应中近2/3是由直接歧视造成的。因此,加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缩小直接歧视而降低总歧视效应。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距的比较与分解

本文以CGSS2013数据为基础,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 ,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男性收入均高于女性,非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距大于国有部门;(2)性别歧视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更严重;(3)两个部门中两性的教育回报率存在较大差异,非国有部门男性教育回报率最高而女性教育回报率最低,国有部门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非国有部门女性教育回报率;(4)由于两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以及教育回报率的差异,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显著高于国有部门。

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变化趋势:1993、1997和2006

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两个横截面的数据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情况。农村男女劳动力收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工资回报差异的上升是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来自自雇劳动方面的差异则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收入差距的特点,农业劳动影响不大。

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运用组群工资差异分解技术,研究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在雇主和雇员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性别收入差异在雇员内部比雇主内部更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但是在两个群体中特征效应的贡献都较小,系数效应是导致性别收入差异的主因。

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对性别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在文献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方面研究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参考G20峰会发布的数字经济测算工具箱,选用从数字设施、社会生活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创新及应用、数字技术相关就业及发展四个方面的多项指标,通过主成分法计算了2010—2017年38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高和数字经济发展将缩小性别收入差距,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不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减小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