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凝视:身体话语中性别权力的流变

身体作为人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常常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身体被赋予更大的观赏价值,成为被凝视和规训的客体。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长期处于被看地位的女性逐渐开始凝视男性,形成凝视回流,并表现出有节制的凝视张力、不加规训的一般性欣赏、尚未内化的外部干预、视觉消费下的狂欢产物等女性反凝视的特异点。从平等的关系上来讲,两性应保持理性的平视,塑造更科学的性别关系和沟通方式。

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因被统一到"人的解放"议题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而同时,五四新文化"新/旧"、"个人/家族"及"传统/现代"的文化批判模式,使易卜生《娜拉》一剧旅行到中国之后,其冲突核心的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迷信与科学之新旧文化矛盾。胡适戏仿易卜生《娜拉》而写的《终身大事》,作为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始作俑者,极富象征性地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叙述的特征及盲点。鲁迅的《伤逝》,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质疑,叙述女性"出走之后"的困境,揭示了五四个人主义价值论中隐含的性别权力,以及新文化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意识,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进化"与"二元"思想模式的警惕与自省。

性别权力、意识冲突与妇女维权——基于赣南桔县妇联信访资料的分析

对赣南桔县妇联信访工作资料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妇女群体尤其是农村妇女权益受损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劳动和社保权利以及人身权利上。面对权益受损,妇女们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求助于妇联组织,这说明她们能够意识到社会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并进行了抗争。但妇女们的抗争又是保守的,她们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没有打算彻底摆脱性别不平等的操控,而是在现代意识和传统的意识之间摇摆不定。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是由妇女自身素质以及社会文化制度共同造成的。

城乡回流大潮下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

在日趋显著的城乡人口回流趋势下,探讨回流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流动造成的“去地域化”有助于回流青年女性摆脱传统习俗的约束;同时,流动促进女性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挑战了父权家长制。然而,诸如从夫居等农村社会既有惯习及传统性别规范使回流青年女性多返回丈夫原籍所在村庄,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大大提升了农村青年女性的能力和信心,但乡村文化中的父权制氛围仍将回流青年女性排斥在乡村治理和公共参与之外。

我国女性服饰流变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探析

中国女性服饰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一次演变过程都昭显出特定时期独特的两性权力关系,由此也可以窥知中国女性寻求个性解放的尝试及艰难历程。

身体政治与性别权力解构——女大学生整形美容的身体社会学审视

女大学生整形美容是在男权社会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对自己身体有意或无意的实践,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体标准定位,不利于女性在公平公正的文化环境中主动支配自己身体权利意识的形成。现代社会理性的发展却无意间助推不平等的男女性别权力结构生成。作为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重塑女性话语结构,实现性别权力结构的优化是保证性别平等的有效途径。

性别权力的两种演绎——《紫色》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两性文化观念比较

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小说主人公的'教育'与'爱情'两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进而探究这两种亲情纱幔之下的两性文化关系。

现代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形书写——对巴金《家》中主仆爱情关系的分析

对《家》中鸣凤与觉慧之恋进行了精神分析,认为小说对这一恋情的描写清晰地透露出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金的潜意识欲望,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性别权力关系。在这一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中,鸣凤并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的尊严,毋宁说,她的"主体性"又被新的压抑机制所贬抑。

女性对自我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和抗争——基于布迪厄性别权力关系生产机制理论的分析

以往关于性别偏见的研究已经著述颇丰,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性别的构建问题,和社会对女性的偏见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本文以期运用布迪厄《男性统治》中的理论观点,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构建和性别权力关系的产生进行探讨,同时讨论女性在这种社会结构和关系当中如何寻求自身的角色认同和抗争。

在男性的世界里探戈——论《探戈课》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

《探戈课》是著名英国女性主义导演莎莉·波特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影片讲述了发生在女性电影编剧和男性探戈舞者之间的爱情故事。本文试图从影片选择探戈舞蹈作为叙事载体的原因出发,从电影视觉美学的角度分析舞蹈叙事中的身体权力关系、影像手段所建构的多重权力交叉,并进而探讨莎莉·波特对影像化的性别权力关系提供的女性主义新思考。

“小鲜肉”现象研究:基于性别权力的视角

影视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的"小鲜肉"现象已经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亟需合适的理论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将"小鲜肉"放置在性别权力的视野内,便得到了一个充满性别角力的图景。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掌握了经济自主的女性通过消费表达了自己对男性的审美需求,而"小鲜肉"正是主动迎合这些需求的产物。

我国广告性别权力关系变迁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形形色色的广告扑面而来.在这些广告中,小到一袋洗衣粉,大到一幢住房,女性形象占据着主体地位.于是在广告性别形象中,似乎有了"女尊男卑"这一特征.

颠覆传统:《苦月亮》中的观看与性别权力

主流商业电影中流行着一种性别差异的二元论:男性往往占据"理想观察者"的地位;女性在视像中的位置多处于"被观看状态",是不完整的、被阉割的形象。《苦月亮》拒绝凝固在二元对立的固定位置上,它的女性同样获得自己的主体性,颠覆了传统电影惯例。同时,隐藏在这种性别权力关系之下的,是导演对爱情本质与真相的追问。

从“直男”到“直男精神”再到“直男癌”——从文化标出性理论视角看性别权力的争夺

面对“直男癌”等含贬义评价男性的词汇的流行,多数研究将其与“消费社会”“女权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这反映了女性地位上升。此类研究多为宏观视角,缺少对性别权力斗争的微观探析。本文通过梳理“直男癌”一词的语义流变,运用文化标出性理论梳理出背后性别权力的斗争过程。并从中项认同的不同层次出发,探讨变迁背后的推动力,及影响性别权力斗争的因素,进而探讨性别权力平等或翻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知识生产和创新,而非污名化式的打压,才是实现性别平权的可行之道。

性别权力视域下的女大学生整形美容的调查研究

当代社会中女大学生整形美容似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话题。本文以性别权力为研究视角,在对女大学生整形美容进行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从就业中对女性的要求、大众传媒对女性的引导以及同伴压力对女性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两性权力不对等是导致女大学生整形美容的根本原因,试图从构建两性公平的社会消弭性别鸿沟,促进社会两性和谐发展。

《名优之死》的隐喻结构:性别权力和社会权力抗衡的悲剧

田汉的三幕剧《名优之死》历来被这样一种批评模式阐释着:名优刘振声是一个坚持生活真理忠于艺术的老艺人,杨大爷是欺侮和压迫艺人的旧社会恶势力代表。刘振声痛恨自己的女弟子名旦刘凤仙被流氓头子杨大爷引诱腐蚀,并公开和杨大爷作斗争,结果却悲愤而死。由此宣扬了正义与邪恶势力的斗争。

家庭性别权力模型探析及其代码化尝试——以晚清帝后“寡母独子”家庭为例

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亲政皆因否定了慈禧太后执政的合法性,而被慈禧太后所否定。传统研究往往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权力贪求,从而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着的“寡母独子”家庭性别权力关系。晚清时期慈禧太后“母后主政”的特点,同样也给小朝廷时期的母子权力关系赋予了深深的性别意涵。相对隆裕太后和之后的瑾妃而言,溥仪是她们的过继独子,因此晚清宫廷母子权力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从一对二(慈禧太后对同光二帝)变成了二对一(隆裕太后和瑾妃对溥仪),但其家庭性别权力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慈禧太后对儿子尚且如此疑惧和提防,更何况对血缘关系进一步疏离的儿媳了。当下部分中年丧偶独生子女家庭中出现的“恶婆婆”现象,几乎就是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日常宫廷生活的翻版。

社会性别视角下家庭空间与性别权力的互动——以《坡道上的家》为例

社会性别是为区分生物性别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该理论认为性别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建的。电视剧《坡道上的的家》揭示了家庭空间中的劳动分工成为男性权力的载体,包括男性对妻子的价值贬抑、对家庭劳动和育儿劳动缺乏认同等方面。本文使用社会性别理论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解构女性在家庭中角色刻板印象和地位边缘化的根源。

汉代生育禁忌习俗中的性别与权力

两汉社会出现了比先秦时期更为严苛的生育禁忌,人们普遍认为产妇不洁且危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婴儿会妨害父母。因此,承担生育重任的产妇和某些“特殊婴儿”被当作禁忌对象,产妇在分娩之前必须离开日常生活的居所,到特定地点分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新生儿也会被弃之不育。两汉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观念,不仅是对产妇不洁和“特殊婴儿”妨害父母的担忧,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性别与权力关系。汉代父权制文化深入发展,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不断增长,夫权不断强化,针对产妇和婴儿的一系列生育禁忌实则是权力压迫和性别歧视在家庭关系中渗透的结果。

性别与权力:女性主义视角下乡村“家”空间的演变——以成都市明月村为例

立足女性主义视角,以成都明月村为案例进行研究,探究旅游介入下明月村“家”空间演变中女性的成长路径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基本架构。研究表明:“权力-资本-人”的作用加速了传统明月村“家”空间的分化与演变,原始化的家庭生活空间被乡村旅游生产挤占,逐渐演变成商业化的生产空间。同时,明月村家庭住宅在不断被功能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现有家庭空间的性别与权力秩序也在发生重构:(1)旅游发展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拓展了明月村女性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体成为家庭供养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生产者,逐渐实现家庭话语权从失语向在场、从边缘化向中心化的转移。(2)伴随着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以及女性话语权的拓展,家庭中的夫妻关系趋于平等化,直接扭转了传统意义上“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家庭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