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点的转换与叙事差异的形成——对由女作家原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解析

叙事本身即是一种视点的选择,它将影响和制约叙事者“说什么”和“怎样说”。男女两性叙事性别的不同,导致男女作家创作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叙事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层面和风格层面,而且更多地体现了叙事者的主体立场、道德观念、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

性别的文本和文本的性别——对三位女性作家作品的解读

作者的性别不一定等同于作者写作时所采取的性别视点 ,而所谓女性视点则应该取决于是否强调了女性的自我与主体性 ,女性形象是否被放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 ,她是否是欲望和行动的主体。强调主体性 ,就是强调女性的能动性 ,女性的情感、意志、能力、创造性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当代城市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承载着新兴的生活经验、新型文学观念及美学范式的当代城市小说再度重返文学的场域,围绕着"城市"、"都市"这一客体形象而衍生出"城市小说"、"都市文学"、"都市文化"等概念,其中性别视点与城市叙事构成了一个新的写作与阐释的视角,蕴涵着文化、性别、个体生命以及"人与城"之间相关的命题,呈现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戴着镣铐起舞——解读《红日》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这样一个文学叙事放逐男女情爱的文学年代中,长篇小说《红日》与同时期同题材文本相比却存在更大篇幅的情爱叙事。《红日》中的情爱叙事不仅在文本中占有很大篇幅,涉及人物众多,而且也没有完全遵从主流叙事成规而放弃艺术表达的个性。小说中对"家庭"的重建,满足了那个文学表达中"家庭"缺位的时代的人们对"家庭"这一私人化空间的想象和认同。它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游离于英雄群像之外的个性鲜明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从叙事学对其考察时,我们又发现,隐蔽的叙述者使叙述权威降到了最低,而接受者却拥有了更多的再创造和不断阐释的空间。叙述中的跨性别视点和对"雄化"修辞的悖离,则更大程度上还原了女性具有独特个性又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民间与官方视角的融合、组合与混合——“十七年”间越剧女性典型形象研究

早期越剧中的女性人物,以男性视点下的天使型和魔鬼型为主,进入上海后,特别是改良文戏和新越剧后,女性对自身的认识集中在苦命型悲剧女性形象上。这是民间视角下现实女性生存状态的艺术反映。"十七年间"在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视角下,越剧中的女性典型形象发生巨大变化,表现为:民间与官方视角相融合,形成的少女型和花木兰型女性形象,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新典型;民间与官方视角组合下,苦命型女性加上反抗式情节形成的反抗型女性,成为新社会的主流女性形象;而天使型女性作为贯穿越剧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女性形象,在"十七年间"则是将官方和男性视点深化并内化为女性视点,显示出女性对现有性别秩序的继续顺从。越剧中的女性典型形象是时人对女性群体认识的艺术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