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男同性恋者性取向隐瞒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及机制

目的:考察当代年轻男同性恋者性取向隐瞒的特点及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并探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性取向隐瞒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机制。方法:使用性取向隐瞒问卷、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问卷、生命意义感问卷对402名年轻男同性恋者进行考察。结果:1非独生子女性取向隐瞒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无固定恋人者的性取向隐瞒显著高于有固定恋人者;2性取向隐瞒与拥有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寻求意义感相关不显著;3自主需要、能力需要的满足在性取向隐瞒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年轻男同性恋者性取向隐瞒存在个体差异。性取向隐瞒可一定程度影响生命意义感,且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间接影响而实现。

困顿与出路:隐瞒性取向婚姻的法律思考

同性恋者隐瞒性取向缔结异性婚姻,已逐渐受到中国法律实务界注意。然而,'可撤销婚姻'等立法建言着眼于对异性恋一方的权益保护,不但有可能导致成年同性恋者的社会生存空间进一步逼仄,而且无法切实有效保障异性恋者的婚姻权益。西方当代同性恋立法模式与中国社会国情不无抵牾,'集体失语'的现实格局致使立法活动缺乏动力和后劲。中国传统社会以孝为核心的婚姻家庭观念、历代王朝所秉持的'移孝作忠'的政治意识,与西方重视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价值的法治传统存在着深刻抵触,并决定了近代经由'西法东渐'而开启的中国法治历程自始存在无法摆脱的价值冲突。中国特殊的法治背景,一方面使隐瞒性取向婚姻作为一个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而孕育成熟,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该问题在现有的法治格局中的解决。在'法治中国'的时代感召下,为突破这一困局起见,我们的法律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深刻关注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个体自然人的内在尊严,营造对同性恋者开放、友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舆论环境,并积极引导中国社会民众价值观念的革新。

“同妻”问题的《民法典》解决之道——兼论《民法典》的婚姻效力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定不适用和离婚举证困难等原因,“同妻”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随着《民法典》时代的开启,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性取向与“重大疾病”一样,对婚姻家庭生活影响巨大,配偶应享有知情权。隐瞒性取向结婚的行为构成欺诈,并会严重损害配偶的权益,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不具有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由于《民法典》对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禁止当事人以所列之外的理由主张撤销婚姻,故配偶可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148条之规定要求撤销婚姻,并就造成的损害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男同性恋者恋爱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考察男同性恋者恋爱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考察性取向隐瞒与应对自我效能感在其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恋爱状况调查题项、生活满意度量表、性取向隐瞒量表以及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对417名国内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1)男同性恋者恋爱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有固定恋人者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无固定恋人者;(2)性取向隐瞒与应对自我效能感的其中两个维度(问题中心应对效能、不良情绪应对效能)在男同性恋者恋爱状况与生活满意度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结论:恋爱关系是提升男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种提升可通过降低性取向隐瞒和增加应对自我效能感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