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库切的《福》看传记性叙述的双层困境及对策

库切的《福》同时展现了自传性叙述和他传性叙述,尤其是对异文化的他传性叙述的困境。白人女性苏珊的自传性叙述建立在叙述相关他者——男性克鲁索以及男性他族星期五——的故事基础上;同时,苏珊寄希望于福为她提供一个他传性叙述来帮助她抵达自我本质。可是,星期五的无法言说、克鲁索的不想言说以及福的任意改写使努力进行自传性叙述和催生他传性叙述的苏珊成为了"一座空洞无物的语言房子"。《福》展现了库切对传记性叙述困境的深刻认识,并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预示着库切的后续传记性作品的写作策略选择。

等待传记性叙述的自我

本文借鉴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阿伦特以及意大利知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哲学家卡瓦热萝的叙事身份理论,分析了伊萨克.迪内森等作家的文本中有关自传性和传记性叙述的内容,并联系文学文化中有关目盲的现象,指出自传性叙述在建构自我时难以摆脱的困境,强调传记性叙述的"俯视视角"和场外叙述特征对建构自我的独特意义。

“白蛇传故事”与重释性叙述

中国古代有一种集体共享型故事,它形成于叙事的"公共领域",历代相传,"白蛇传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这一类型的故事内含着人生的某个典型情景和生存困境,也寄托着某种深刻的文学喻示。在集体共享的过程中,它被反复重述,也被反复释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在重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时总会或多或少地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去重新阐释故事的要义;一次又一次的重释,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某个历代必有的人生问题的体认,故事中所内含的某个生存难题在人们的反复释读过程中呈现着动态而微妙的变化。故事的"重释",使我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活力,"重释"后的故事焕发着新的叙事魅力。集体共享型故事正是在多次的"重释"中一步步深入人们的心灵,汇入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敬神与娱人:论巫傩仪式的演示性叙述特征

"演示类叙述"这一叙述门类,即用身体、事物等作符号媒介的叙述,是人类最古老的叙述方式。它具有"展示""即兴""观者参与""非特制媒介"等特点。而人所特有的一种符号活动——巫傩仪式,本就带有表演性、即时性、叙述性等特征。进言之,它不仅是一类独具地域性、民族性风格质地的演示性符号文本,同时也体现出与演示性叙述各型(表演、竞技、游戏等)之间的衍化关系。

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与小说的折断性叙述——评许春樵长篇小说《酒楼》

许春樵长篇小说《酒楼》的前半部延续了他惯常的道德理想主义叙述,将中心主人公塑造成为一个受难的道德楷模;但是,当他的叙述进入下半部,在情节历史的中段,则一反常态地腰斩了他过去所坚持的道德理想主义,让道德楷模的形象滑向了其反面。许春樵小说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折断性叙述,既昭示着作家创作的变化,也可能预示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价值态度和叙述姿态的某种转变。

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等执着于乡土写作的中年作家。贾平凹为那些深陷在消费文化"废都"里、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了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一个性神话;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1950年代作家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仅仅是单纯谋取快感的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了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试论表现主义戏剧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方式和叙述手段(续完)

四、反叙事结构式的内在心理叙述：人物内心意念的环形心路漫游表现主义戏剧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一种写在纸上的梦”反映在戏剧的叙事结构上集中体现为对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序幕、尾声等外在叙事模式的无畏突破和背离，及其对反叙事结构式的内在心理叙述方...

从《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从清晨到午夜》、《变形》等看表现主义戏剧的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方式和叙述手段

传统的戏剧叙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显在的戏剧叙述,一种是潜在的戏剧叙述。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的崛起,戏剧的叙述方式很快又产生了第三个品类:那就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情节结构剧的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它不重在叙述戏剧情节(无论潜在还是显在),重在叙述各种复杂的心理情绪和内在意念。它不靠富于个性化的清晰完整的艺术形象来揭示外在的具体真实,却更多地通过人物的意象分裂传递内在的精神真实,从而给欧美剧坛带来了巨大的生命活力。我们且不说在世纪之交崛起的象征主义戏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崛起的未来主义戏剧。

《大自然的报复》的显在叙述和意象性叙述

泰戈尔的戏剧很早就译介到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戏剧叙事学的研究则为进一步研究泰戈尔戏剧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大自然的报复》是泰戈尔第一部成功的剧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泰戈尔戏剧的叙事风格。它以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为主体,通过诗体独白的"显在叙述"、歌及对白构成的"意象性叙述",传达出作者对人生追求的感性体验和哲理认知。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的自传性叙述倾向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群的出现在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用特殊的视角反映女性对生活的感悟来体现生命的存在,表现女性潜意识和内心活动时形成的自传性叙述是她们小说创作活动的共同追求和艺术特点。她们用自传体小说经典文本的形式,运用社会话语写作和私话语写作的表现方法,谱写了一部部女性生活奋斗的艺术史。

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叙述——以傅修延教授《江西生态读本》为例

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化培育。傅修延教授《江西生态读本》一书,让人看到富含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或可成为构建独特的地方生态文化的范本。赣鄱文化蕴含着回归大地、敬畏自然、顺应环境等生态思想,是世代江西人民在劳动实践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以及谋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这样的生态智慧使江西成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居之地。运用生态批评理论解读江西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特有的文化传统,可以进一步挖掘其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同时考察其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贡献。

论网络小说的类演示性叙述特征

演示性叙述具有展示、不可预测与即兴、受叙者参与、非特有媒介等特点。纸媒小说是典型的记录类叙述文本,而网络小说的生产却体现了明显的类演示性叙述特征。网络小说以文字、图画等特有媒介呈现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网络作家和读者在文学网站等媒介团体提供的"表演舞台"上互相角力。读者积极地以主体性姿态参与网络小说符号文本与叙述文本的建构,甚至形成"受叙者文本"——粉丝小说;同时制造"叙述惊喜"成为网络作家不可或缺的技能。"受叙者参与"是网络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读者成为文学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预示着未来文学的发展可能。

记录性演述的定性及演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与赵毅衡先生商榷

西方电影叙述学有把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定性为如戏剧表演那样的演示叙述、而不是记录演示叙述或兼具这两者某些特征的传统。这样理解的根源,在于未能注意到胡塞尔的感知理论无法有效区分幻觉和感知的局限。事实上,戏剧舞台表演等现场演示叙述类型的许多基本特征,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并不具有,不能无视后者经过了媒介录制这个环节的事实,忽视这种媒介性,会面临无法精细有效区分诸多叙述类型的麻烦。无疑,记录性演示叙述具有双重性,即兼具现场演示叙述类型与记录叙述类型的一些特征。另外,学界对演示叙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的讨论,多沿用受限于语言文字中心主义视野的经典叙述学的概念与理论框架,而未完全回到这种体裁本身。演示叙述的创作机制、发生场域、符号-媒介与存在形态等远比小说复杂,其叙述框架发生在两个场域,其框架并非一个,其中一个区隔了故事文本内外,另一个区隔了处于故事文本外却参与了其建构的各种叙述主体的创作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此类区隔本身具有抽象性。同时,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等次叙述者的作用是相对的、变动的,甚至某些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合一,其表演者属于一种用身体、姿态、行为动作等符号直接演述故事的叙述者,而一些画外音等则属于小说叙述意义上的叙述者。

“谁”在讲?——中国动画系列片喜剧性叙述人类型分析

喜剧性叙述人在叙述某种对象时往往持一种嘲笑、调侃、戏谑的态度,或者将叙说对象原本就包含的不合理的现实逻辑进一步加以缩小或放大,使这种不合理性变得更加醒目;或者是以主体所捍卫的某种价值、理性去映衬、击打与否定创作对象的虚假、丑陋,从而引发观众会意的笑声。我国动画系列片中,喜剧性叙述入主要表现为"画内或画外的我"这一类型,这一类型又可细分为旁白叙述人、角色叙述人、歌唱者3种。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叙述的“无时性”。这种叙事手段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古装剧中女性主义叙述方式的单一进程——从《花间》到《知否》的强女受宠之道

似乎是为了刻意讨好女性观众群体,近两年的网络大女主剧作中的男主出奇一致的被塑造为对女主绝对宠腻的形象,从2017年春到2019年初,虽然剧作名字和演员一换再换,但人物和剧情却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差别。文章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梳理同样题材的古装剧《花间提壶方大厨》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女性角色的代表性特征和剧情设置的相似性,分析并讨论个中缘由。

叙述的主体间性：历史想象与文学纪实

叙述的主体间性既指向了历史证据和叙述者的想象,又关涉到读者的理解,由此它在认识论上凸显为读者、文本与叙述者三极之间的博弈结构。文学表现的历史化表明了虚构叙述仍能创造合理的历史知识,至少可成为探询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有关大屠杀题材的写实小说即是明证。此外,历史真实若仅拘守于考辨个别事实的真伪、全然漠视整个历史图景的可理解性,那么此作法仍有悖于史学实践的真实情状。

主体话语和文本策略——《迷旎花园》的主体性叙事

静心的《迷旎花园》是一次小说叙事的有意义的实验。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和单一视角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大量主体性叙事及自由转换视角等新的表现手法,形成了特定语境中的场性叙述。这种方法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叙事形态,使缺席的主体成为当下的在场,把原来的被叙述还原为主体性叙述。这种叙述大大增强了叙事话语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也大大增强了叙述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主体话语的出现,也最大限度地拉近了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语言的亲和力和穿透性。

城市隔膜与心理探寻——从女性构型看施蛰存在新感觉派中的另类性

施蛰存在 2 0世纪 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群中是一个异样的人物。他小说立足于理性的心理分析而非感性的感觉描摹。从小说的女性构型不仅可以看出他与城市间的隔膜 ,与新感觉派间的貌合神离 ;更可看出他本人的文化心路历程及其小说叙事的脉络特征 ,看出他在30、4 0年代不同代际的海派小说的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