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性命之学”

“性命之学”作为中华文明独有的一门实践性、修习式的学问,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人文主义”,“第二个结合”深度激发了“性命之学”跨越时空的内涵特质,创新了其在历史轨迹的学理空间。文章以“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从古之“性”与“命”的内涵出发,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性命之学,并提出了成就的路径。

阳明心学与道教内丹道的性命之学

世界上任何原创性的文明都必定会提出归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论题。宋以后道教对唐代禅宗凸显的心性问题,结合中国传统的重生思想作出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回应,从而创立了独具理论特色的性命之学。从心性论发展的历史看,由儒家、佛教的心性论转入道教的性命论标志着心性理论的深化与成熟,道教性命理论的创立大大丰富了整个中国心性论的内容,为思想文化宝库注入了新血液,从而受到宋以后思想界的普遍关注。阳明学派与道、释二教的思想关联应从性命之学的大脉络予以把握,而不应仅看成一种私人爱好。从中国性命之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阳明心学仍然应视为明代儒学回应性命问题大讨论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苏门反性命之学发覆

性命之学伴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而风靡于世,其特质是对以往儒学系统的哲理性深化。但其兴起之初,便因圣人不论的名义受到以欧阳修为首的官方话语机制的排抑。王安石借由秉政契机将自家性命道德理论定型为国家意识形态,招致以苏门为代表的士人奋起抗争。苏门将外则误国、内则自误作为立论依据,构筑反性命之学的阐发框架,进而将矛头直指性命学说的理论渊源,既抨击释氏心性学说背离原初教义,又对四书体系中的性命资源另作诠解,由此完成性命之学的理论解构。同时,苏门以老庄学说为根柢构建超脱先验道德意识的性命体系,摒弃以善恶范畴为标准的人性探讨,其本质亦为反性命之学的组成部分。

作为性命体的物——朱子物论研究

物不是静止的存在体,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作为生生之理的承载者的性命体。作为性命体的物,生生流变,无不处在与周遭事物的联系作用之中;物各有其性、各有当然之则,人的知觉作为性命之理的知觉化的呈现,为认识物之性命提供了可能;物和人同受性命于天,故能别异而归同,同处人文化成的世界;性命体的物概念,很难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把物与人同视作性命体的物观、关爱与成就万物的待物精神以及重视秩序、规范的待物方式,是朱子物论的鲜明特点。我们应深入、如实地呈现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家物论的真实面貌及其与科学物论的差异,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反思与应对。

分层评估,精准应用——小学数学过程性命题的评估与应用的实践研究

过程性命题是一类让学生经历更多过程回顾、过程表征和过程反思的命题方式,它更注重学生对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的经历,重视知识内涵的体验性理解,关注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形成。过程性命题可以分为回顾整理式命题、同质迁移式命题和反思升华式命题等,其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但不同命题也会有自己的侧重。在过程性命题的实施中,结合SOLO分类理论、抽象分类以及新标准理念,对不同学生的过程性命题结果进行分类评估,借助分类结果更好地改进教学。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肠梗阻:复杂多变,性命攸关

肠梗阻可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肠腔内容通过障碍,基本病症为疼痛、呕吐、胀痛等,属于临床较为常见的急症,具有病情复杂、多变的特点。肠梗阻若及时发现并治疗,一般预后较好。若不规范治疗,容易引发腹膜炎、肠壁坏死,病情迅速者可导致死亡。

卜辞所见商代早期性命学说

商代已有性命学说。卜辞中有“拜生”的记载，“生”即“性”。又有“王生”指商王的性命，《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卜辞中又有“令”，命、令古通，当指天命。卜辞中又有“不既盈”．如同《老子》中的“大盈”，是天之休命。卜辞中又有“自鱼”，读为“自悟”，指反还于人的本性而自我明悟。

王安石的性命学说

道德性命在王安石是一整体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王安石不仅对性情关系、性命关系作了理论阐述从为性情本来一体，其不同在于性属未发而情属已发，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命有正命、兼命；并且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立场，强调人由“习”和“养”转向善，实现正性和人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学说对于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未来走向有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基于性命观的养生法探析

性命二字是个古老的课题,是儒、释、道三家尤其是道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性"和"命"的含义既包括其注定不可更改的成分,也有通过后天努力修养可以提升的部分,性命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其根、密不可分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和《性命圭旨》等著作中均有记载顺应人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需要的以性命双修、形神共养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养生方法,其对比西方的健身运动或预防保健有明显的优势之处,旨在为现代人的养生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

张载对汉儒性命论的反省与建构

性命论是中晚唐以来儒家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张载对汉儒性命论的反省与建构,则促成北宋初期儒家性命论的转进。汉儒因宇宙生化言性命而改变性命内在关系,走向归性于命的命定论。张载则以“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的进路纠偏其弊:一方面强调性对气(命)的超越与主宰,即性通乎气之外而不为气禀所拘;另一方面又不否弃命的作用,即所命虽行乎气之内而有吉凶,但能通乎气而达致性,实现以性正命。所以,张载性命论超越而内在的“合两”架构,既在性命于德中扭转汉儒性命于气的命定论,又在以性正命中奠定理学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基本规模。

性命双修,人与天一——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特点

个体存在是庄子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性命双修、天人合一是其养生学的主旋律。它以气本气化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依据,以"无待"为人生态度,以"养气"为基本功夫,以"人与天一"为理想境界,以创造美和自由的人生为归宿。

性命双修形神共养的哲理思考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是中国当今时代进步发展的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追求健康长寿的人生目标,文章以辩证唯物史观,对属于中国古代哲学基本范畴的性、命、形、神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及其对促进人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提升人生命质量的意义、价值进行思考解析。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名人面孔、动物和人造物类别特异性命名区脑定位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目的研究名人面孔、动物和人造物3种不同类型命名任务的脑定位特点,为术中选择合适的命名任务提供依据。方法对21名健康志愿者行3种不同类型命名任务的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BOLD-fMRI)扫描,采用SPM8软件进行脑功能区活动图像分析,获取各激活区激活体素的位置和强度。结果名人面孔命名区主要位于双侧前颞叶包括海马和杏仁核,且存在左侧优势,同时还激活双侧颞下回三角部和盖部;命名动物主要激活左侧辅助运动区;而命名人造物主要激活左侧运动前区和右侧辅助运动区,3种任务均有双侧梭状回激活,但命名人造物激活区范围比其他2种任务都大。结论人、动物和人造物3种不同类型命名任务的脑定位存在差异,这提示在术中定位功能区过程中,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命名任务,以减少假阴性刺激,降低术后永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成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张载性命论的新架构及学术价值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讲论性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孟子"性善"论和"立命"论的同时,致力于自立新说,建构了自成系统的性命论。张载认为,性有本有末,本即"天地之性",末即"气质之性",不能本末倒置。他最早划分"德命"与"气命",强调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还认为,"天地之性"对应于"德命",而"气质之性"则对应于"气命"。他进而认为,"成性"与"至命"的目标也是对应的,"成性"必以"天地之性"而不以"气质之性"为根据,"至命"必以"德命"而不以"气命"为目标。在此方向引导下,"成性"工夫与"至命"工夫各有其特色。张载性命论的价值在于,强调以"道德性命"驾驭人生方向,以先"穷理"后"尽性"的工夫实践提升自我,让生命不断成长。

法教义学中法律解释性命题的可接受性证立

法教义学研究是对实在法尤其是实在法规则进行解释和体系化的研究,法律解释性是法教义学考察的核心命题,是对规范陈述在具体案件事实当中意义的研究。法律解释性命题的有效性证立除了需要满足自我证立的融贯性要求之外,也要符合相关理性论辩规则的规制,尤其需要满足可接受性法律证立的修辞论证需要。解释性法律命题的有效性是以法律解释结果的可接受性为基础的,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证立理论正是在此探讨理路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