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情以知性:朱子的性情之辨及其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

为了回应佛教性空论的挑战,朱子对人性的实在性展开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性情之辨来达成的。在朱子那里,人性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与之相应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情。然而,性与情之间非如牟宗三所言是"异质的两物",因为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则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经验情境下的发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经验性显现。而四端之情在"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下总是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表明仁义礼智之性具有实在性。不难发现,朱子是通过四端之情的呈现来论证人性的实在性的,这一论证思路被他的学生称之为"因情以知性"。

德才性情之辨——兼论道情产生的思想渊源

汉晋之间的社会变迁,引发了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汉魏之际的德才之争,由崇尚名节道德转而趋向于唯才是举;曹魏时的才性之论,将德才之争深入为人性论基础上的本末体用之辨,指出因人性之不同,故而人之才也各不相同,不能为善之才并不值得推崇;魏晋以后则是性情之辨,性禀自然,情则感物而生,圣人有情而能运之使合于自然之理,自非下愚,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此乃自然而然。德、才、性、情思想之论辩,在实践层面表现为魏晋以来人们普遍推崇率性任情。"重情"之风又因玄学、佛道两教之力,渐而发展为对于"道情"的推崇,这种与俗世凡情相对的"道情",正是宋元以后逐渐形成的作为民间说唱艺术的"道情"的最初形态。

性情之辨与“情文”所指

刘勰所谓"情文"容易被误认为审美之文,即当代文论中的"文学"。我们认为"情文"乃五性外发为情,以言为媒介而成辞章。本文通过考察先秦至六朝的性情之辨对此予以论证,并阐明"情文"所指及它在哪一层面触及狭义文学的本质特征。

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陈仅《竹林答问》的诗学理论(一):“诗中当有我在”

《竹林答问》是陈仅的一部论诗之作。陈仅在书中提出了“诗中当有我在”的思想,理论内涵非常丰富。陈仅主张:诗歌要抒发诗人真我之情,反对勉强而作,反对徒劳而作;诗歌创作要以性节情:诗歌创作须“闲其情以返诸性”,公开反对袁枚的“性灵说”;诗歌创作中性情和学力“两者必相须而成”,反对专恃一端。除此之外,陈仅对诗歌发展变化的看法不偏执一隅,其通达中肯在整个清代诗论中亦属少见。

汉代儒家情性思想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人的"情性"问题不同程度地被忽视,特别是对个体之"情性",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承继先秦思想而来的汉代,从精神文化的整体倾向来看固然是经学的时代,个人的情感体验、品趣思绪不在主流话语的言说范围或者说不处于显性状态中,但在经学文本中,体现着个体情感的审美意识还是存在的,从汉代情性之辨和四家诗中即可窥见汉代儒家情性思想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