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

性善与性恶是孟子和荀子不同的人性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人性理论的关系,早已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三分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可能。所谓三分法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突破感性、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的视域下,孟荀二子的不同主张各有其得失。性善论之所得是发展了孔子的仁性,但失之于忽视了智性,从孔子整全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来,难以处理特殊境遇下如何成德成善的问题。性恶论刚好相反,其所得是推进了孔子的智性,而失之于丢掉了仁性,致使学理缺乏道德动力,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隆礼重法。要正确处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关系,应该打通孟子和荀子的壁垒,从仁性和智性两个层面看待人性,最终形成仁智双全,善恶齐备的理论格局。舍此而求其他路径,最多是小修小补,纵有局部之效,但终究难成根本之法。

荀子“性恶伪善”辨正——从孟荀比较的角度

性分作自然属性的天性与社会属性的习性。天性质朴,无善无恶,诸子百家同然。习相远,远在善恶,自然之性但向善向恶而已。关注向善与关注向恶是基于孟子狂者、荀子狷者的不同人格。荀子所谓“性恶”是言天性向恶,而非性本恶。“伪善”是习而之善,善恶是就行为结果上说。礼生于欲,礼之用在节欲、养欲,而圣人伪善是出于心智的利害权衡,而非出于感性的善恶好恶。在荀子那里天性向恶与伪而之善永远处于紧张对峙之中。善恶之观照是人类的生死攸关之价值观照,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学界一般从《性恶》篇出发,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此处“性”往往指情欲,按照情欲“顺是”而为会导致乱,而化性起伪的关键在于“心”。这一思路即“以心治性”,“心”可以治理“欲”带来的恶,因此“心”是善的来源。在《正名》篇中,荀子对“心”与“欲”的阐述却似乎导向“心恶”的解释,即“心”才是导向乱和恶的根源。在《性恶》和《正名》中,荀子对“欲”和“心”似有相互矛盾的解读,“恶”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为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造成了困难。基于对《正名》和《性恶》中荀子论“心”“欲”和“性”的分析可知,“心”只是“欲”的关卡,“恶”的来源仍归于“欲”,“心”可能消极不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因此对恶负有道德责任,但亦能积极作为以心伪去化性而导向善。

再论性恶心善说

徐复观晚年曾提出荀子是性恶心善说,但未做论证,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等徐先生的代表作来看,他是明确反对称荀子为心善的。郭沫若认为荀子主张心善,但又认为心善与性恶是矛盾的,其观点可概括为:心善VS(versus)性恶说。在抽象的人性论上,荀子主张人既有性恶的一面,也有心善的一面。但是回到国家治理上,他又极力强调圣人的心善,突出凡人的性恶,其性恶心善说没有贯彻到底。荀子人性论存在历时性的发展,性恶心善说主要是《性恶》篇的观点,而不适用于《荀子》其他各篇。荀子并未提出性朴论,而是主张朴—伪论,朴—伪论是《礼论》篇的人性论主张,同样不适合推及其他各篇。

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

我们可以将荀子思想定位为一种由外而内的“情性建构主义”,由此可以介入到当今全球哲学的建设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荀子思想有着一致的“情论”,但面对积极与消极之情有着不同的“化情”之路。其次,理解荀子情性思想的一条主流线索,仍在于从“欲恶”“情恶”到“性恶”的一脉相承,性之恶的动源在于情之趋恶,而情之恶的源头则在于欲之趋恶。再次,这种主流的情性论却不能否认荀子的另一条支流线索:“称情而立文”之情乃是中性的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荀子言情主要是就消极之情而言的事实。最后,文本认定“性恶心善”说将荀学心性化了,“性恶道善”论更符合荀学“心合于道”的外在化之路。

“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

我为什么不接受“性朴说”

破除传统观念,将荀子之“性恶”重新界定为“性朴”,业已成为近年来荀子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这种做法在材料是不是足够、向善是不是可能、孟子是不是擅作等方面,都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此外,它还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人性究竟是不是为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来自天生,固然有不严格之处,但“固有”这一说法包含着道德根据是先在的意思,有重要理论意义,而孟子论性善必讲善之“才”和善之“端”,其学理价值更不容低估。荀子则认为人生下来只是一张白纸,不了解道德根据的先在性和逆觉性,在学理上有重大缺失。我敬佩相关学者的探索精神,尊重他们的努力,但仍坚持传统的“性恶论”,不接受“性朴”的说法。

荀子人性论中的知性与道德主体性的证成

知性是荀子广义人性论的核心内容。知性是“分”“辨”“义”“伪”的基础,其本身是中性的,最多在后天的运用中支持一种性能善论。知性及其高阶发展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知性不仅通过慎思来实现欲望的长期稳定满足,还能和与道德意气相投的自然情感结合而成为道德的主体,这是《荀子》建构道德主体性的两条进路。而后者削弱了荀子后果主义的倾向,保持了儒家本色,也保留了开出仁学的可能性。

《荀子·性恶》的论辩逻辑新探——兼论性朴的相较合理性

《荀子·性恶》篇运用了三种逻辑论证性恶,但是这三种逻辑都是可以商榷的。“顺是为恶”认为任由人性发展会导致恶,因此人性为恶。但是“生而有好利”等不必然导致恶;而且“果”为恶不能必然地推出“因”为恶。“伪反为恶”认为礼仪是伪的、善的;而性与伪悖反,因此人性是恶的。但是礼仪“反于性而悖于情”,不能就此断定人性为恶的,因为人性有恶性,善性,以及“非善非恶之性”。况且礼仪与性不一定悖反,因为礼仪也可渊源于仁义礼智之善性端。“相较为恶”认为与善的礼仪比较,人性是恶的。但是“非正理平治”不一定就是恶,因为也可能是“非正理平治非偏险悖乱”的中性或朴性。而且圣王使用礼仪也可以是由于人性有善端或者朴性。倘若性恶论的理论依据不成立,性朴论似乎更具有合理性,也更适合阐释荀子人性论。

兩類禀賦:《荀子》“性僞之分”考論——對“性朴論”的回應

在有關荀子人性論的研究上,“性朴論”的呼聲越來越高。“性朴論”者認爲,性之資朴狀態既含惡質,亦含善質;性中之善質即個體後天爲善的基礎,以此彌合“性惡論”的缺陷。但“性朴論”的提出其實是對《荀子》“性僞之分”的誤讀。受到《中庸》“天命之謂性”觀點的影響,學界一般將個體禀賦直接等同於“性”。但在荀子的思想中,個體禀賦其實分爲兩類:那些不學而能的個體禀賦歸屬於“性”的範疇,如耳聰目明等自然能力、個體的自然欲望等;那些需要通過“知”的介入才能被唤醒的天賦潜力則屬於“僞”的範疇,如“辨”“群”“義”等,是個體爲善的先天根源。

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中西政府建构传统的人性基础之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殊途同归,铺就了通向人治和无限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幽暗意识和悠久的性恶论传统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性恶假设抑或性善假设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人兼有善恶的两重性,当代中国的政府建构必须兼备制恶与扬善的双重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

心理社会行为的中西方差异：“性善-性恶文化”假设

从中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假设出发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心理社会行为差异,本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设使得中国人的心理社会行为出现了一种原发性的焦虑,并造成了中国人注重道德评价、关注环境影响以及较多防御反应的特点;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本恶假设则使得西方人有一种原发性的随意和放松,并造就了西方人关注行为和事物本身特点、关注目标特点及较少防御反应的特点。前者被称为"性善文化",而后者则被称作"性恶文化"。通过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概念的重新审视,不仅支持了对中西方"性善-性恶文化"的界定,而且也深化了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对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及全面梳理西方心理学概念的需要进行了讨论。

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

荀子持"性朴"论而非持"性恶"论,"性朴"、"性恶"两命题完全不相兼容;荀子《性恶》篇之"性恶"系"性不善"之讹,约讹于西汉刘向时代。荀子驳孟子"性善"说并建构起"材—性—伪—积"的性朴说,其理论结构是:材是性的基础,性是材的机能,性即材的性能,材朴则性朴,人为则习积,"材—性"关系若"结构—功能"关系。原始材性若天赋,后天之"伪"(人为)基于原始材性且后天成善、恶之习性或德性皆是可能。人性的具体内容是形神并生的"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下生命皆趋利,朴性乃可化,故治世须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朴说是荀子学说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对思孟派人性论的拨正与对孔子"性近习远"人性论的正确绍继与发展,为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说的最高成就。

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人性与管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代表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以“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为代表。本文认为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 ,融合中西管理人性的合理成分 。

《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性恶》的文本结构看

汉代刘向编《荀子》一书,把著名的《性恶》排为第26篇(全书共32篇),夹在《子道》《法行》之间。论者公认:这两篇及排在后面的《宥坐》《哀公》《大略》《尧问》等都不出自荀子本人之手,而出自其后学之手。刘向把《性恶》编置在这个地方,是把它看作荀子后学的作品。仔细分析《性恶》的文本结构,可发现:它不应该是一篇完整的论说文,而是由七个不同的模块拼凑起来的,其中有太多的不一致、前后矛盾。如模块二对"知仁义法正之质"和"能仁义法正之具"的肯定以及模块七对性质美的肯定,就与模块一对人性恶的断定相矛盾。大部分模块极可能是不同作者之所为。多种证据表明:荀子不是性恶论者,而是性朴论者。

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

今本《荀子》既说"性恶"也说"性朴",且"性恶"说仅出自《性恶》篇。该"性恶"说与同篇及他篇的"性朴"说相冲突,与同篇中反对抽象化、价值化、无符验化地论人本性的立场相矛盾,且"性恶"结论前的论证文字实不能有效证明"性恶"而只能证明"性不善"以辩驳性地反对孟子"性善"说。荀子是"性朴"论者,他在驳斥孟子性善说时所建构的是"材—性—伪"及伪性有别、伪材有关、化性起伪、积伪成圣的学说,并强调治世必须依人性、人情而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恶》篇的"性恶"系"性不善"之讹,始讹时间约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以"性不善"校勘之,可厘正荀子文本、廓清荀子思想、恢复荀子声誉而揭开此二千年的学术谜案。

癌性恶液质病人营养支持治疗中的辩证法

恶性肿瘤病人在疾病晚期普遍存在营养不良,这在消化道肿瘤病人身上尤为明显。癌性恶液质系指晚期癌肿病人的显著营养不良状况,临床表现为极度消瘦、营养摄取不足、乏力、各种代谢异常、贫血和抵抗力低下等。癌性恶液质是恶性肿瘤病人死亡的常见原因之一,合理而又有效的营养支持治疗可以延长癌性恶液质病人的生命。

生脉注射液对癌性恶液质的治疗作用

目的:探讨生脉注射液对癌性恶液质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64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生脉组。在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的体重、疲劳、食欲、血红蛋白、抑郁方面进行评估及用ELISA法进行TNF-α、VEGF、IL-6、CRP浓度检测并记录。结果:两组在性别、年龄、肿瘤种类、分期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治疗前相比TNF-α、VEGF、IL-6、CRP浓度无显著差异,均P>0.05,而两组治疗后相比有显著差异,均P<0.05;治疗后两组恶液质症状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有显著差异,均P<0.05。结论:生脉注射液对诸炎性因子产生作用,起到抗炎作用和下调VEGF表达,从而改善恶液质患者体重减轻、疲劳、食欲减退、贫血、抑郁等症状,提高了生活质量。

荀子“性恶”论原义

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范———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