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

性别中立语境的侵入既遂在性侵犯罪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部分加大了对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但客观而言,该罪的出现打乱了我国刑法在性犯罪方面固有的法益体系,规范适用上也出现了犯罪对象转移、数罪既遂标准模糊的问题。性别中立语境下的侵入说能够实质扭转男性尤其是未成年群体性权利保护困境,并从另一侧面对已满十六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防范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导致的犯罪目标转移危险,同时侵入说的应用亦能实现猥亵去口袋化,划清与性侵之间的界限,明晰性侵害犯罪标准。

青春期性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青春期性教育在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中国青春期性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青春期性教育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学生对青春期性知识的渴望与性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和家庭与学校落实不力之间的矛盾。加强青春期性教育要解放思想,把性需求和性和谐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加以保护;同时要加强引导,家庭、学校和社会各司其责。

我国性犯罪立法改革方向探讨——基于德国最新立法的启示

当前,在性犯罪立法领域,学界关于性权利是否无关性别而平等保护、婚内有奸无奸以及被害人意志违背判断标准等问题争议较大,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廓清。新近以来,德国颁布了第50次性犯罪修正法案以加强对公民性权利的保护,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弱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明确"不就是不"原则;二是增设性犯罪的"团体责任"条款;三是新增性骚扰罪;四是明确"婚内有奸"。德国立法关于性犯罪的改革为我国实现性权利平等保护、正确处理婚内强奸以及优化"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认定标准提供了有益借鉴。

嫖宿幼女罪废除之后的冷思考

嫖宿幼女罪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无需探讨幼女权益保护问题。通过对嫖宿幼女罪存废过程的历时分析,可以发现法律态度的转变是围绕着"如何保护幼女性权利"一主题发生的。幼女的性自主能力在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中呈现不同面向,折射出幼女性自主能力问题上的立场缺失、精英观点与民间意见沟通不畅、多种法益并重时的选择困境等诸多法律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应随着罪名废除带来的舆论缄默而被掩盖或回避。

论我国刑法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行为的平等规制

我国刑法应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的行为进行平等规制,这不仅是保护被性侵男童的需要,也是落实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内法和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有关平等保护儿童性健康权的精神的需要。为增强有关未成年人性权利平等保护的立法理念,改进立法技术,弥补处罚漏洞,化解解释难题,我国刑法需要体系化地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进行一体规制。首先,应当在刑法中构建年龄分级体系,专设“妨害性自决权和性健康权的犯罪”专章或专节;其次,改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附属于性侵成年人犯罪的条款之立法模式,强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和刑罚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再次,根据刑法平等规制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的基本思路,对奸淫幼女型强奸犯罪、猥亵罪、组织、强迫和引诱幼女卖淫等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相关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