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越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節要》及其與科舉的關係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以下簡稱《大全》)是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成祖命翰林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所編撰的大型儒學著作,含《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書。此書編撰用時近十月,在永樂十三年九月完成,進獻成祖,共計二百二十九卷。成祖爲此書撰序,於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頒行天下。此後,《大全》也在越南被廣泛傳播,對當地文化産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

宋代理学家的“读书论”和“历史认识”——以《性理大全》为中心

宋代是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理学家们在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了缜密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性理学"体系。《性理大全》为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汇编,本文以此为中心,全面考察分析了宋代理学家的"读书论"和"历史认识论"。

文本诞生的历史情境与时代变动中的经典意涵——《元明朱子学的递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评介

宋代“理学”的诞生与对经典的重新界定几乎同步而行。后者的突出表现即四书学的出现。“四书”最终由子、传上升为经典,《四书章句集注》亦成为后来儒者学习的典范。上述新变化不仅反映了以文献整理、勘订为中心的义理阐释模式已经成熟,更显示儒学因应环境发展的更新需求。循此视角,围绕理学经典而展开的种种总结、修订性文本,不唯是儒者苦心的结晶,亦可以从中窥知时势发展的大略情形。

国家认同:康熙皇帝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政治指向

清初,明王朝亡于理学几为士人共识,然而历史极其吊诡,康熙却于其时用理学奠定了王朝的统治基石,赢取了广大臣民的认同,进而建起了强大的帝国。饱受诟病的《性理大全》为明永乐时所修,康熙以该书张扬理学尤为不可思议,本文通过对康熙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分析探寻其政治理路。

《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评介

《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下文简称"三部《大全》")作为明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奠基之作,是研究明初文教政策的重要抓手。学者们常常将其置于明初政治文化的语境中,观察它在帝制时代晚期的政治体系中所起到的"管治"作用。以前单一化的研究路径往往过于集中在《大全》本身,使学者容易忽视"人"在思想传承、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该书作者朱冶在博士期间已对三部《大全》的编纂、传播有深入探索。

明末改订《性理大全书》的尝试——以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为例

本文以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六十四卷为一个例子,阐述明末改订科举用书《性理大全书》的具体情况。詹景凤(字东图,1533—约1599),安徽休宁县流塘人,隆庆元年(1567)乡试中举,授江西南丰县教谕,遭逢父丧,守丧期满后,调任湖广麻城县学教谕。不久升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擢南京吏部司务。万历十八年(1590),在南京居官时,他完成了《詹氏性理小辨》一书的撰写。《詹氏性理小辨》是在意图涵盖《性理大全书》的基本门类这一思路下编纂的,但其内容都是基于他自身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选择。具体来说,《詹氏性理小辨》被视为一部涉猎佛道两教以及诸子学相关书籍,并吸收和借鉴其成果,对于《性理大全书》中的程朱学说更新提出了独自解释的著作。其中,有关“定”和“观理”等自我修养的议论,则是基于其自身所学的阳明学的思考之上,同时又灵活运用了佛道之学的见解。崇祯五年(1632),《詹氏性理小辨》更名为《明辨类函》重刊面世。詹景凤立志改订《性理大全书》的这一个人想法,通过《明辨类函》在世间推广开来。而这也成了推动崇祯年间“三大全改订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之一。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編纂、思想與文化認同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是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大書,這對於傳承、弘揚宋元儒學及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更爲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統一儒家經典及思想詮釋的形式,統一了當時的全國思想,極大地贏得了儒士大夫們的文化認同,更有效地實現了統治階層對社會各階層的控制。

试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对明儒薛瑄《读书录》的影响

本文研析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影响明中前期学者和学术的一个实际案例。山西大儒薛瑄以其笃实践履的学行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阅读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主的义理书中形成并实践其理学思想,并将其不断质疑、体悟的思考和实践形诸《读书录》一书。薛瑄《读书录》的著作及其学行实践显示,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没有阻碍明代经学的发展,反而成为推动明初思想异动的重要载体。

官方学术与辑录文本:论《性理大全》的文学批评

永乐年间,明廷编纂《性理大全》时专门辑录理学家论诗、论文语录,形成代表官方学术的文学批评。通过文本对读可知,《大全》编纂者在辑录过程中对来源文本进行整饬、剪裁、拼合,以增强其文学批评的官方色彩,宣扬“不务辞章”的文学导向,回避与当朝帝王、文官群体、既有文学评价等可能发生冲突的话题。辑录过程中的文本改易现象,是理解《性理大全》文学批评特点的关键。

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

江户时代儒学汉文著作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中国典籍的滋养。探究域外儒学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江户时期儒学者思想的基础。山鹿素行作为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派代表人物,其古学汉文著作也脱胎于宋明理学典籍。具体而言,《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作为批判参考底本,《四书句读大全》则是山鹿素行对《四书大全》进行的古学式改造。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向——从曹月川到陈白沙

明洪武年间,解缙以“太平制作之一端”(《明史·解缙传》)为由,上疏官方重新整理、修订理学经典。至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正式修订完成,自此标志着朱学正式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学说。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兴盛不断冲击着传统观念。针对这种情况,明初理学家以朱学为核心,力图维护其地位不被动摇。但他们在心性论、工夫论等立场上,不经意间改变了传统理学的原意,使之逐渐向心学靠拢。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宋刻本《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考——附录朱子、范如圭、程端蒙、李方子佚文

绪言研究朱子(1130～1200)之际,历来所使用的基本文献乃朱子的文集、语录、古典注释以及朱子所编纂的书籍。本稿是对《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一书所作的考察——因为此书与朱子的语录、文集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至今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笔者第一次得知《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的存在,是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儒家类》关于本书的记载。后又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见到本书的一张图版。

中韩儒学典籍的相互流通

中国与韩国的儒学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交流形式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上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自汉朝乃至唐朝以来相互交流日益频繁,通过双向交流与融合,使两国的儒学文化与儒家文明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朱熹《家礼》的和刻本

朱熹《家礼》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国均广为流传,并成为了近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儒家礼仪书籍。日本江户时代刊刻了几种和刻本《家礼》。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和刻本加以研究。笔者就此对浅见絅《家礼》五卷本、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新刻性理大全》所收《家礼》四卷本等三种和刻本的形成、特点及中文底本加以初步讨论。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薛瑄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薛瑄是我国明代前期朱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对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气”的概念有过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宋以后,理、气关系问题实际被看作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清宫内务府刻书处——武英殿

清代宫中刻书最早始于入关之前。顺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板,次年颁行全国,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关后宫廷最早的刻书之一。刻书地点仍在明朝刻书处“经厂”,利用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清代殿本书始末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敕廷臣利用前“经厂”《文献通考》及《性理大全》旧书板在武英殿修补、整理后刷印行世,两书卷前均冠有圣祖御制序。据《清宫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