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非“恶”:小议荀子与韩非子的人性论

荀子和韩非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往往被贴上“性恶论”的标签并受到贬斥。然而荀、韩论人性,不过是指出了人具有好利恶害、自私自利的特性,但这种特性本身并不是一种与道德之“善”相对立的“恶”。先秦哲学家所说的“恶”未必具有今人深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而根深蒂固的善恶范畴对立之“恶”的意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观来看,所谓善恶只是相对的、程度不同的价值,未必是两个绝对对立的范畴实体。好利恶害、自私自利不仅不是“恶”,而且还可以说是“小善”“次善”,是由近及远、由低向高推导出大德大善的基础。确认自私不是“恶”,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先秦时期伦理道德观念特质的理解。

孟子人性论路径选择——“天下之言性也”章新诠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以人性论探究路径为主题,在孟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以降,学界对该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肯定系”和“否定系”两派,前者认为孟子肯定文段前三句而后者反之。从训诂学依据、研究方法依据和思想背景依据三角度审查该章,可进一步区分“否定一系”和“否定二系”两派,并得出一个更合理的否定二系的新解释,与此同时发现肯定系解释的多重困境。孟子认为杨墨通过经验路径(故者)所构建的自然人性论会陷入“以利为本”的困境,而旧有先验人性论路径(智者)也被指责为牵强附会。在这一背景下,孟子以善端言性,为先验主义人性论开辟了新路径,由此构建了能避免“以利为本”之困境的政治哲学,这体现了其为儒学突围所做的努力。

党的宣传工作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论析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准确把握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一方面,党的宣传工作既要顺应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要遵从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还要遵循宣传工作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党的宣传工作以提高人的思想认识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党的目标纲领为核心目的,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目的。进一步推进党的宣传工作,要在正确认识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人民地位、重视理论宣传、聚焦中心大局,为实现党的目标纲领提供政治保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群众基础,为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汇聚精神力量,为抓好党的工作全局锚定任务靶心。

荀子人性论平议——由“秩序”视域与“正名”方法而论

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以“秩序”为思考视域,以“正名”为理论方法。在还原“公共秩序”视域的基础上运用“正名”方法,堪称探究荀子人性观念的内在要求。在荀子那里,“性”有“本然之性”“自然之欲”两种内涵,“伪”有“知虑之伪”“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三层意蕴。所谓“善”,指在平正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善”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得到满足的“基础善”,以及“义”之独特价值获得实现的“究竟善”;与之相应,“恶”指的是在混乱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恶”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的“基础恶”,以及“义”之独特价值无法开显的“究竟恶”。与之相应,“性恶”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根本恶”由“性”之流弊推衍而来,“基础恶”道明的是“性”之无法自治,“究竟恶”意味着“性”对“究竟善”的全然遮蔽。在荀子那里,“礼义之善”源自圣王“道心”的考量与筹划,并通过“教化”而归于常人“智心”的理解与认可。总之,在荀子那里,“心”为良善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人生活的达成奠定了基础,堪称其人文理想中融通性伪、沟通圣凡、贯通始终的枢纽。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尽其心”何以“知其性”?——兼析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的心性学说主要讨论人应当如何存在这一基本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建构最崇高的人格德性。这一问题的论证是在成“圣”是从“天”之所为到“人”皆可成思想转变的前提下,通过“尽其心”乃“知其性”而展开的。由于“尽其心”之“心”在意指上的不确定,不仅使“知其性”之“知”与“性”难以通达,而且也未能使“思”在“尽其心”与“知其性”之间实现有效勾连。这样的矛盾并非孟子理论思维的错误,而是理性的困境所致。

高校思政视野下德性论之发展与创新

文章从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部署角度,从高等教育思政创新、科教兴国策略、君子人格的培育发展与德性论创新四个方面分析德性论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发展与创新,理解和领悟国家领导人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与关切,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才培养机制对德性思想的吸收与转化,总结国家整体教育观对中国传统德性论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论析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是二者能够相互结合、相互成就的前提条件、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创造性和包容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创新实践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直接构成了其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自然观、社会观、道德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宇宙观、天人观、天下观、道德观的相互契合则直接构成了其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基本内涵和深层原因。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产出导向法教学流程与学习动机关联性论述——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动机是人类行为的推动力,学习动机始终是教学领域的研究焦点。自我决定理论作为关于个体行为动机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学习动机分析。本文运用自我决定理论,分析产出导向法教学流程中各环节如何满足学生心理需要、提升学习动机,进而为产出导向法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心理学理论支持。通过分析得出:产出导向法教学流程的三大环节均有利于学生学习动机的产生。

教师为何爱儿童——从优美到崇高的审美德性论析

儿童呈现的“小”带给人以优美感的直接感官愉悦,使人爱慕;教师奉献的“爱”经理智反思带给人以崇高感的深刻愉悦,使人尊敬。将儿童视为审美对象,以儿童的优美作为师爱的感性经验来源,分析优美与崇高作为引起师爱的原因及其促进,在感性中探讨理性,导引师德向善。师爱的促进需要德行与美感的统一,即一种审美德性。在审美视野与逻辑力量下积极实践,以儿童之美辅以教师之德,同时结合必要的师德规范,运用教师的理性回应师爱的道德情感,弥补教师通过愉悦所获得的对儿童感性认识的不足,在优美的形式与崇高的内涵中更好地践行师爱。

赫斯特豪斯对“德性利己”命题的客观性论证路径

“德性利己”命题源自赫斯特豪斯使用该命题与“德性使其拥有者成为好的人”以及“德性的上述两种特征是彼此关联的”建构自己的规范德性伦理客观性论证框架。赫斯特豪斯将这一命题的歧义性分为“特殊问题”与“一般问题”,并采用归谬论证在不同语境中为德性有利于其拥有者的主张辩护。同时,她指出德性者与恶德者虽有不同的伦理视域,但在死亡、损伤和享受等情感的触发上有共通性。赫斯特豪斯对“德性利己”命题的论证为其伦理思想客观性的证明提供了坚实基础。

性恶与性朴:荀子人性论的二重向度与性恶论新解

基于前人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性可以分为物性和人性两面,性朴是就物性而言,性恶是就人性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可以相互综合。物性为人与一切生物所共有,人性为人所特有,人性不同于物性,性恶才是人性。荀子从思想实验出发,论述了其性恶论的真正内涵:顺性则必然为恶。圣人逆性,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性恶来“化性起伪”。“伪”是人性由恶转善的必经之途,只有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等人为之“伪”,才能真正实现从善、达善。因此,人之性可分为“朴—恶—善”三个层次。通过试图赋予荀子人性论一种二重向度的阐释,可形成对其更为整体性的认识。

《军事护理》有关临床试验性论文加强伦理管理的通告

为保证临床试验过程规范、结果科学可靠,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同时为弘扬科学精神,保证我刊的学术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现对广大读作者发表以下重要通告:凡临床试验类论文须在正文中说明试验程序是否经所在单位或地区独立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并批准、研究对象或其亲属是否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清代盛京地区粮食地域性论析(1821—1895)

依据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农作物轮作制度、居民饮食习惯等因素,盛京地区可分为东部山地区、中部平原区、西部低山丘陵区、南部半岛丘陵区和北部平原丘陵区五个农业小区。其中,东、南部为粮食基本自给区,中、西、北部为余粮区,粮食生产具有地域性。缘于辽河航运的日益勃兴和放垦政策等,盛京地区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地由锦州转为营口,粮食集散地亦不断北移,远达通江子以北,粮食运销具有地域性。连接粮食产地与集散地、出口地的是粮栈,其分布具有地域性。在供需关系、营口开埠和货币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奉天府和锦州府在粮价变动方面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论析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属性的把准,是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文明的民族主体性源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解与民族文化的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主体性表现为: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在“双创”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批判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主旨具象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马克思主义文明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赓续与开新、独立与自主、批判与超越、关照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回答并解决了在全球现代化视域中民族文明如何自存、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具有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与自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性。

荣格心理学之“共时性”现象与《周易》感应思想的贯通——从本体论到心性论的体证

学者们往往将荣格提出的“共时性”现象与《周易》中“感应”的思想进行比较与研究。而“共时性”与“感应”之间的关系绝非表面的一个简单对比。荣格从自己的个案、体会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阐释了“共时性”这种有意义的巧合现象背后,其实是有深层的哲学背景,而这与《周易》哲学的感应思想以及其背后的心性论与本体论不谋而合。对“共时性”与“感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应该流于表面,而其背后涉及的《周易》哲学深层的心性论及本体论内涵才应该是真正需要探讨的。

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新的思考

经过70余年的发展,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人文学科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学界对数字人文概念的理解却徘徊在狭义的方法论创新和数字异化批判之间,始终未能阐明其本质。现有的研究表明,对“技术-人文”二元范式的执着是导致数字人文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因此,寻找全新理论入射角以阐释数字人文之本质显得非常必要。间性论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的一种哲学思潮,关注变化、过程、联系、状态等要素,由美国格兰谷大学商戈令、张先广教授提出。而现代哲学间性论视角的重新解读则阐发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哲学——媒介即居间,这意味着媒介是一个使得关系和行动不断生成和转化的容器。本文认为,从间性论的角度出发重新理解数字人文将更有利于阐明数字媒介技术的本质,为阐明数字人文的生成性、图像性和开放性本质提供全新的视角。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翻译间性论”:基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概念的阐释

翻译是一种居间的活动,其中的任一要素均是间性的存在。传统翻译研究对间性的讨论建立在本体论视域上,探讨的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仍未摆脱二元对立的认知束缚。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中的各要素为同一时空中共生并在且相互联系的存在体。基于对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的“块茎”“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层”“褶子”等概念中“间性”理论的分析,提出“翻译间性论”。研究发现,翻译中的间性具有多元性、动态性、联系性和生成性。间性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要打破惯常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关注翻译在多元动态派生网中的连接、转换和生成过程以及其中多元异质因素的动态连结和联系制约。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