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二次性违法特征的理论与实践再探讨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已初具其型,但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中前置性法与刑法之间如何契合、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衔接等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释解。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事实上是刑法"二次性"规范属性进一步延伸和分解的结果,把握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深化谦抑理念的关键。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价值在于强调刑法的保障性,这就意味着刑罚的设置需要考量前置性法的适用情况。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开展自己的叙述,时刻把刑法的启用看作是充分考量前置性法以后做出的选择,可见这一理论是建构在"实证"而非"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性。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建构"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进行思考,其中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强调对"法环境"的考察与解析。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主要是基于自由刑法的立场,始终从法体系的角度把握刑法是保障法、具有第二次性违法的规范属性,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青少年的性越轨、性违法与性犯罪问题及其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青少年性越轨、性违法与性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其产生原因涉及个人的内因与外因,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采取社会的综合防治措施,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秦社会对性违法宽容的民俗学解析

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出土资料中涉及性问题的内容,反映了秦社会对性问题的法律规范情况,但在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秦社会中却仍有大量性违法现象存在,且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有悖于秦的法治原则。但我们改换一下视角,从民间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考虑,就会发现社会的价值取向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司法实践。

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近年来被曝光的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的增多,是公安队伍建设中一个危险信号,意味着民警违法犯罪问题的升级,也反映出公安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趋于严峻,应当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预防民警非职务性违法犯罪,需要从多方入手,改善对民警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队伍管理,树立文化育警观念,严肃处理民警违法违纪问题。

从“二次性违法”角度看我国应否设立“见危不救罪”

佛山"小悦悦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责任应否纳入法律调整的争论,究竟孰是孰非,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法,是所有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二次性和谦抑性,其适用会对行为人的人身等方面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刑法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对于社会上"见危不救"的现象我们又不可放任不管,否则会愈演愈烈。因此,从"二次性违法"理论的基本内涵着手,对"见危不救"的基本内容及应否入刑的争议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得出在我国不宜设立"见危不救罪"的结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于二次性违法理论的思考——以“用本人身份证冒领他人巨额存款”案件为例

被告人王某利用本人的身份证从银行提取了他人借用本人身份证所存入的巨额钱款。但这一行为没有必要直接适用刑法加以规制,我们可以通过引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利用民法的不当得利原理对该行为进行调整。因为案件被告人王某获利的行为是基于他人的瑕疵行为而发生的,并没有超出民法的评价范畴,应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的“二次性违法”

二次性违法理论是我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关系的通说之一,其通过调整性规则与保护性规则的区分,得出刑法应作为保障法而存在的结论。二次性违法理论决定刑法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统一,即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是知识产权法“定性”和刑法“定量”的统一。由于知识产权的法定性、制度的功利性,知识产权法“定性”在犯罪圈的划定及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中有一定的影响。

论预防和控制职务性违法违纪的制度建设

职务性违法违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力失控是职务性违法违纪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预防和控制职务性违法违纪的制度建设必须具备严密性、制衡性和注重人性。

试论出入境边防检查人员职务性违法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改进和加强对边防检查队伍的教育和管理工作,预防和严惩边防检查人员中发生的职务性违法犯罪行为,是摆在各级出入境检查机关领导面前的重要课题。只有各级领导对此重视起来,只有广大边防检查人员真正发动起来了,边防检查人员中的职务性违法犯罪问题才能得到根治。

对边检机关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思考

清醒认识职务性违法犯罪的危害,准确分析职务性违法犯罪的成因,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前提。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以思想教育、管理监督和从严惩处为重点的职务性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理念,不断优化从优待警的工作措施,对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辩护视野下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定位与实践运用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对司法实践长期坚守的“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形成冲击的同时,也使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判断更加复杂。在刑事辩护中,违法性认识错误分别对应无罪辩护、罪轻辩护以及量刑辩护三种辩护事由。从刑事一体化视角来看,故意说主张违法性认识错误应表现为无罪辩护事由和罪轻辩护事由,责任说则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通常属于量刑辩护事由。三种辩护事由的实践运用比重不仅取决于如何理解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理论定位,也与不同辩护事由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张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在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考量下,将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做法可以有效平衡被告人利益诉求与刑事政策要求。对此,应坚守责任说的基本立场,充分发挥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积极意义,从证明模式转型、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证明标准廓清三个方面发挥其辩护实效。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症结与出路

在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对于后续行为的影响被界定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问题。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倾向于持消极态度,进而选择截断先后行为间的违法性。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症结在于权利救济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价值冲突、违法性程度与被治愈情形的标准不清、行政行为公定力与违法性继承之间的理论争议以及相关司法审查制度的不完善。基于此,可以通过明确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定位、厘清标准、认清理论争议的本质并扩张与细化相关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

轻罪化时代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溯源思考和本土进路

“轻罪化时代”亟需建构限制轻罪入罪的机制。“但书”规定是现成的实体法方式,但其在轻罪治理实践中陷入瓶颈。可罚的违法性在我国有天然的法规范土壤,为畅通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奠定理论基础。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行为既符合构成要件,又不存在阻却事由,若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不成立犯罪。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创设之初是用于轻微罪的出罪,其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契合我国轻罪治理。发展至今,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已经异化,不但将刑罚反向融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刑法对前置法的从属性。应当将可罚的违法性单独置于第四阶层,宏观把握轻罪行为的入罪与否,并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贯穿于“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充分激活“但书”条款在轻罪治理中的潜力。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之述评与借鉴——兼论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在日本,为平抑程序法中检察官独占主义和便宜主义的原则,需要从实体法上寻求一种控制公诉权滥用的策略,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运而生。目前,可罚的违法性经历了从违法性否定说到区分说的转变,正面临违法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解释难题。妥当的做法应为:将质和绝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而将相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违法性的判断,并从规范的“指引功能”和“裁判功能”两个不同视角对违法的整体性与相对性进行解读。尽管中外立法模式各异,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解决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难题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如借鉴可罚的违法性“分散归属”定位的做法,可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分散归属至犯罪论体系中的各阶层。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性冲突的消除

消除因行为规范冲突导致的违法性冲突,是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当然要求。容忍违法性冲突不但缺乏积极的实践意义,而且相关论证存在理论误读。在消除刑法规范与前置法规范的违法性冲突问题上,前置法规范并非当然优先于刑法规范。应当立足于利益衡量的立场,探求消除前置法规范与刑法规范间的冲突之具体方式。根据利益衡量结论的不同,前置法优先于刑法、刑法优先于前置法,或者刑法和前置法各自限定适用范围,都是消除刑法与前置法冲突的方式。

互联网搭售行为违法性认定的困局及纾解

互联网搭售行为可谓屡见不鲜。但是,互联网经济具有的免费模式、双边市场、网络效应及跨界竞争等特征致使互联网搭售行为形式多样、表征复杂,行为违法性认定也陷入困境。实践考察发现,当前认定互联网搭售行为违法性尚存产品独立性认定标准不明、行为强制性难以判定、竞争效果评估存在障碍等困局。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其一,产品独立性认定应摈弃传统单一标准的认定模式,构建以消费者需求标准为核心的复合标准认定模式;其二,行为强制效果判定应弱化对主观心理的考量,侧重对客观事实进行判断;其三,竞争效果评估应当从法益保护视角出发,对行为产生的正负效果进行多维度的结构化衡量。

法定犯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界定与适用

在法定犯时代,司法实践常以被告人认识到可能的违法性来回应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抗辩,这涉及我国刑法理论关注不多的“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界定未必的违法性认识时,不能直接挪用间接故意与过失的界分方案,而是应提倡侧重认识因素的“可能性说”。在行为人陷入不可消除的不法怀疑,且选择适法行为的能力受到影响的条件下,未必的违法性认识会引发期待可能性和责任的降低。未必的违法性认识在法定犯处存在典型的适用场景。在具体的应用示例中,当行为人因执行上级命令而构成法定犯时,前置法会就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的处罚规则作出特别规定,执行者的罪责可能会据此被排除。此外,对超标车是否属机动车之争,也可借助法定犯未必的违法性认识的思路建立新的解决方案。

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反垄断法》新增第十九条,对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人实施惩戒,填补了原有垄断协议规则追责对象涵盖不足的漏洞。但新《反垄断法》仅通过“实质性帮助”表述概论帮助行为违法性,过于抽象,现实操作性较差,需要进一步释明,分界违法帮助行为与中立帮助行为。抽象到法理层面,具有可谴责性的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具备“不法”与“有责”两大属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抽象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满足五大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主体独立性;第二,行为人实施了具体帮助行为;第三,帮助行为具有促成垄断协议和竞争损害的双重效果;第四,帮助行为与行为双重效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五,行为人有促成帮助的主观故意。

日本Twitter转发案与侵犯著作权等罪的违法性阻却

Twitter转发案中各转发者的转发行为是否侵犯了向公众传播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署名权,存在较大争议。东京地方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不尽相同的判决,这一案件在日本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日本著作权法上没有区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如何以现行著作权法的条文构造为前提,对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进行界分,充分发挥实质违法性阻却的作用,值得研究。就侵犯著作权等罪而言,能够从刑法上实质违法性的立场来限定处罚范围,这不同于有关“权利内容”的著作权法上个别规定的限定性和相对解释。通过同类行为的累积实现社会利益的观点能够重构目的手段框架,而根据这一框架分析,本案各转发行为的实质违法性被阻却。

行政犯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以违法性认识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犯立法扩张带来的犯罪圈尤其是轻罪圈的扩张备受质疑,集中体现在对于违背刑法谦抑性的担忧和对于象征性立法的批判。谦抑的最终实现是刑罚的退位或减让,而非立法对社会风险的坐视不管;象征性立法通过回应舆情民意实现初步社会治理的功能值得肯定。庞杂且专业的行政规则并不在一般人的“常识、常情、常理”认知中,违法性认识推定必然会导致“强人所难”,侵蚀自由。随着行政犯时代的全面到来,违法性认识应当成为行政犯罪的必备条件。违法一元论无法解决违法性认识和责任之间的比例或均衡问题,只有将违法性认识限缩解释为刑事违法性认识,才符合主客观一致原则,实现罪责刑的均衡。以犯罪主观构成要件中的罪过要素为基础可以将违法性认识错误分为疏忽大意型、过于自信型和意外型认识错误三类,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对其减免一定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