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者心理探微

近日传媒普遍关注骚扰立法问题,本人认为立法虽然必要,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一立法就可以一劳永逸。笔者认为立法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必须透视实施性骚扰者的深层心理,从而找出性骚扰产生的根源,以便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用人单位辞退性骚扰者被索赔的困境与出路

用人单位具有"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性骚扰"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落实这项法定义务,就有权给骚扰者纪律处分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一旦此类解除劳动合同处分面临仲裁和司法机关合法性的严苛审查,那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决定通常有败诉风险,则用人单位基于规避风险等考虑,将不敢处理受害女职工的投诉,导致此项法定义务将会落空。因此,从立法上厘清何为"性骚扰",以便司法机关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是降低用人单位败诉风险的前提;用人单位对骚扰者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处分能够得到仲裁和司法机关的支持,是保障用人单位有决心、有信心将此项法定义务落到实处的出路。本文提出3点特殊的举证规则建议:第一,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第二,应当按照"高度盖然性"的原则来确定案件证明标准;第三,性骚扰案件更需要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他们何以堕落为性骚扰者?——露淫癖心理案例透视

“不要面孔!轧来轧去做啥啦?!”在不太拥挤的公交车辆上,一位身材苗条,白衣花裙,瓜子脸的年轻小姐,又气又急地对着身后一个男青年进行责问。人们听闻此言,纷纷转身望去,只见小姐身后的那个男青年衣冠楚楚,但裤子前门襟正敞开着,一副尴尬相。又见小姐花裙上隐隐约约有一块湿斑。上了年纪的人顷刻有所悟觉,投以厌恶的目光,有人朝着男青年:“哎哟,做这种事!”在众人的目光和言语的指责下,这个男青年等车一靠站。赶快跳下车狼狈而去。这是发生在1992年夏季上海公交车辆上的一幕“短剧”,类似的“露阴癖”镜头,近年来在公共场所常有所见闻。这类性骚扰给不少女性。

言辞型性骚扰刑法规制的必要理据与立法进路

言辞型性骚扰仅受民事与行政规制已无法得到妥当处理,将其纳入刑法范畴具有必要性。侮辱罪、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现有进路无法有效涵摄言辞型性骚扰的全部构成要件要素,释义学并非理想路径,选择立法论路径更能周延保护性自主权法益。修改侮辱罪的构成要件和设立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有诸多局限,通过在刑法典中设立包含言辞型性骚扰的性骚扰罪更为提倡。运用类型化思维,采取一般描述与示例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技巧,既因应当下实际,又不失灵活性。从言辞型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要素中可引申出其非属强制型性侵害罪、须违反被害人意愿、应当具有性意涵之目的、情节严重性、不具合理性,以及不被欢迎等实质性内容。

当代大学生网络虚拟性骚扰的成因及防治策略

当前高校性骚扰现象出现了显著的“虚拟化”特征,这表明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失范行为获取了虚拟性特质.“虚拟性骚扰”已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主流违规失范行为之一.通过对近期集中爆发的高校“虚拟性骚扰”案件进行分析,归纳出该行为借助互联网的隐匿性、分享性、即时性等特质所呈现出的系列新变化,包括骚扰的方式由完全隐蔽转化为局部公开、内容由言语接触转化为影像获取、主体由单一主导到集体参与、目标由欲望满足到获取利益等四个方面.研究立足当代大学生网络思想与行为基本模式,实现了“虚拟性骚扰”的内涵界定、逻辑厘清与防治策略构建,有助于推动高校开展校园性骚扰防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

论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内部控制——以《民法典》1010条第2款具体构造与实施机制为核心

MeToo运动及中国晚近多件知名公司董事、高管性骚扰丑闻案例表明:规制职场性失范,防止其对公司利益、股东权利的不利影响,抚慰失范行为对弱势群体所造创伤日益成为公司风险内控新的焦点与难题。虽然《民法典》进步性地新设第1010条“反性骚扰”条款并确立以合理“预防措施”“受理投诉措施”及“调查处置措施”三位一体的性骚扰私法内控应对机制,但对中国上交所和深交所共计近5000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文件全景式实证研究表明这仅停留在象征性企业合规层面,职场性骚扰问题的解决终究走向受害主体无奈法外发声,进而迫使企业内部解决的规制理路。为此应以《民法典》1010条第2款为靶向,在尊重企业内控措施自治设置与建构模式自主选择的前提下,细化完善企业性骚扰内控措施的具体构成,运用立法论与解释论规则确立内外倒逼性内控措施实施机制成为解决职场性骚扰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推动后MeToo时代企业风险内控中被忽视的性骚扰话题得到重视,也将进一步实现更为本质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关怀。

从性别不平等角度思考职场性骚扰的研究述评

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作为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权力差异与等级制度、组织氛围、性别偏见态度等因素被认为与性骚扰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职场性骚扰不仅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造成伤害,同时在组织内部也造成恶劣影响,使负面后果扩散到组织和社会层面。聚焦性别不平等角度,通过总结与分析性骚扰的成因、影响因素及相关后果,探讨与展望职场性骚扰的防治与反馈机制,可揭示出女性在职场性骚扰行为中的受害处境及面临的现实伤害。如何建立更好的防治和反馈机制以消除工作场所中的不当性行为,还需进一步深化有关方面的研究。

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女性职场性骚扰及其解决

职场是性骚扰最常发生的场所之一,职场性骚扰中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职场中的性骚扰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体现,是父权制运作支配社会的一个缩影。基于福柯的知识—人体—权力理论,辅以其主体理论,分析职场性骚扰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更清晰地阐释权力文化如何通过身体和性支配个人。要解决女性职场性骚扰,就需要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解构男性文化对男性自身的“桎梏”,通过社会工作改善职场性骚扰干预效果,不断完善现行法律法规。

网络性骚扰的形式、影响与应对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网络性骚扰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媒介,使得传统环境中面对面的性骚扰行为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和内涵。网络性骚扰是技术促进的性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TFSV)的一种常见形式,主要包括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关注这两种类型。网络性骚扰的发生率非常高,主要受害者是女性,包括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性,通常会对受害者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女性遭受到网络性骚扰后通常会产生愤怒,厌恶,恐惧,仇恨等负面情绪,出现焦虑和抑郁等症状的可能性显著提升,但是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心理弹性等因素可以有效缓冲网络性骚扰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法律界,教育界和通信服务提供商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网络性骚扰,以保障女性网络参与者的权益和福祉,保护未成年网络参与者免受不法侵害。

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对大学校园性骚扰的规制

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可以用于规范校园性骚扰。个人有权依据该规定提起校园性骚扰诉讼并获得损害赔偿。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校都以《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为依据,制定了符合本校校情的政策。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制定了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机构,为规制校园性骚扰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服务,并进一步规范了校园性骚扰的处理程序。在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的过程中,适用证明标准的选择曾引发争论。公民权利办公室最终确定了高校在标准选择上的自主权,即高校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来证实性骚扰事实,这可能会导致不同学校之间在性骚扰的认定上存在冲突,不利于大学校园性骚扰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应该加大对校园性骚扰投诉处理程序的司法审查力度。

对于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及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社会性骚扰事件的曝光频率不断增加,其主体社会身份所代表的组织也愈发重视社会性骚扰事件并积极准备预案以合理应对相关舆论危机,并减少负面影响。而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强度则是组织对于相关事件的预案以及应急处理所首要考虑的因素。本文研究主要通过定量的方法对微博上十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性骚扰事件的讨论所产生的质性材料进行词频以及主题分析,并结合事件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社会性骚扰事件舆论热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强度。本文的关键性发现为影响社会性骚扰舆论热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舆论主体社会身份、舆论主体性别、事件发展曲折程度、事件发生地的公共程度且“社会身份敏感程度”影响强度最高,“发生地的公共程度”次之,“舆论主体性别”再次且舆论热度与是否违法无必然联系。本文为事件系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在社会舆论主题下展开了细分的研究。

治理高校教师性骚扰问题对策思考

近年来高校教师性侵、性骚扰女学生案件层出不穷,不仅严重的败坏了高校的风气,也严重的损害了高校教师的形象,还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凸显出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渗透侵袭以及教师师德的严重缺失。反映出高校师德教育的疲软,监督、制裁措施的不力等问题。

关于有效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青教基[2023]18号)

为严厉打击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效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综合、有效司法保护,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构筑起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强大合力和安全屏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就预防和依法严厉打击性侵害。

论构建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

性骚扰以及规制性骚扰 ,既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律上研究性骚扰和规制性骚扰 ,一方面是要研究性骚扰行为的性质和构成以及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规制性骚扰制度的构建。后者的意义和价值更为重大。世界各国的规制性骚扰制度的历史 ,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 ,一个是以职场的劳动者保护为中心 ,一个是以人的私权利保护为中心。中国特色的规制性骚扰法律制度 ,应当以人的私权利的保护为中心 ,保护人的性自主权不受非法侵害。

论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当前,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无法保护公民尤其是女性的性权利。就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而言,不能简单地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而应首先将性骚扰案件合理分为权力型与非权力型性骚扰案件,尔后再进行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

职场性骚扰研究综述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性骚扰作为一种负面的职场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Ilies等对86000多个被试的调查发现,24％的被试经历过职场的性骚扰行为[1].国内调查显示,32％的被试报告曾经遭受过多种形式的性骚扰[2].职场性骚扰（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不仅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工作绩效,降低其身心健康水平,而且会给受害者所在的群体和组织带来有形与隐形的损失.

职场性骚扰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职场性骚扰是“在职场中被接受者评估为具有攻击性，超过接受者的资源或威胁到其身心健康的一种不想要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已有研究表明，职场性骚扰不仅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工作绩效，降低其身心健康水平，而且会给受害者所在的群体和组织带来有形与隐形的损失。本研究基于对受害者造成威胁的轻重程度，从口头和行为上及造成威胁较重的性要挟3个层面出发，编制适合我国企业员工的性骚扰问卷，检验其信效度，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测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