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性骚扰防治政策解析——以爱荷华大学为例

在美国高校,性骚扰被视为校园里的一个"脓包"。它影响大学肌体的健康发展,必须予以捅破或清除。爱荷华大学是美国高校防治校园性骚扰的一个典范,解读其性骚扰防治政策可以发现: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性骚扰的防治,并使之成为一项基础性和系统性的工作;性骚扰防治工作呈现出操作性强、多方协作、以人为本以及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等特点。当前,中国高校性骚扰案件呈高发态势,校方应立即着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性骚扰防范机制。

我国校园性骚扰防治的推进与展望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强化了性骚扰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之一的认识。《北京行动纲领》在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经济等多个重大关切领域中谈及性骚扰问题。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的25年间,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防治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政策以及实践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与新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我国应根据《北京行动纲领》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进一步完善校园性骚扰防治法律规范体系,推动学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民法典视域下高校的性骚扰防治义务及其履行

为加强校园性骚扰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高校负有性骚扰防治义务。但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将性骚扰防治单纯按师德师风处理的问题,面临未履行性骚扰防治义务的法律风险。高校性骚扰防治义务包括"建立性骚扰防治体系"和"性骚扰防治措施必须合理"两个维度。前者包括性骚扰防治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校内性骚扰防治专项规范、校内性骚扰防治法律及政策宣传等方面,后者则主要从性骚扰认定标准、性骚扰事实证明标准、性骚扰处置结果判断标准、交叉询问调查方式适用、校内调查与刑事调查之间关系的处理等方面予以判断。同时,为确保上述义务履行更有效果,高校在性骚扰防治时还须注重案件信息保密和受害人保护。

我国性骚扰防治之法律建构——以我国台湾地区反性骚扰法制为借鉴

时代变迁下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广泛的职业活动,来自雇主与男性同事的性骚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现有的三部反性骚扰的法律规范之内容,分析我国大陆地区反性骚扰的立法滞后,藉此为大陆地区反性骚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提供思路和依据,推进社会实现两性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性骚扰防治法》立法研究

“性骚扰”概念作为正式的法律概念起源于美国。发展至今，这一概念在发生场域和行为主体上有了扩张。我国目前还没有性骚扰防治单行法律，但是，其他法律中已经有相关规定。目前我国的性骚扰防治相关立法仍存在着概念内涵不明确、法律规范体系不协调、救济条款不充分、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等问题。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未来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法》，在其中表明反性骚扰的鲜明立场、建立性骚扰专门防治机构、对性骚扰进行分类规制并确立特殊的举证责任制度。

高校如何防治学生遭遇性骚扰——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比较与借鉴

学生遭遇的性骚扰是高校性骚扰的主要类型,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促使教育部加紧构建防治高校性骚扰机制,以杜绝侵害学生的行为。文章在比较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学生遭遇性骚扰"的释义之基础上,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台湾成功大学为案例,对比分析两所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发现,按照政府法规制定反性骚扰的校本政策、具有明确的性骚扰释义、设有受理申诉并展开保密调查的专门机构、提供非正式解决途径、惩处与安抚并举、实施以预防为本的常态教育,是两所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人文关怀取向和制度环境效力上两校存在差异。结合这些共同特征与细微差异,可为大陆高校防治学生遭遇性骚扰提供启示。

在人权视野下构建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机制——“北京+25”回顾与展望

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在工作中处于安全环境、免受暴力和性骚扰是一项基本人权。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强化了性骚扰是对妇女的暴力的共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影响《行动纲领》中对妇女的暴力,社会经济结构及妇女的人权等重大关切领域。本文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的25年间,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在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宏观政策指导、法律法规完善、统筹协调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就进行梳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完善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法律规范体系、推动形成防治机制建设的工作合力、增强用人单位的主动性等建议。应当进一步加快《行动纲领》的全面落实,推动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完善,促进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责任形态认定

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性骚扰相关案例,而这种侵权行为在具有权利从属关系的工作场所尤为明显。性骚扰行为人向受害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是毋庸置疑的。那作为对工作场所具有管理权控制权的用人单位应承担何种责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职场性骚扰中用人单位不应承担替代责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应承担防止性骚扰行为责任。

论专门机构在反性骚扰中的作用——以美国和我国台湾的经验为例

建立专门的机构执行反性骚扰的立法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从美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就业歧视评议会和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专门机构对于性骚扰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性骚扰纠纷的私密性、复杂性、当事人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都要求有专门的机构有针对性地解决这类纠纷。我国大陆地区在将来制定反性骚扰法律时应当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实施反性骚扰的法律。

校园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我国校园性骚扰的法律防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留存诸多问题。首先,性骚扰定性模糊,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概念缺位。其次,防治性骚扰的机构权威性不足,权利救济的渠道不通畅。同时,防治性骚扰的社会组织缺失,专业人才匮乏。最后,校园性骚扰的法律责任划分不明确。《校园性骚扰防治法》的构筑能够从预防和治理双重维度出发构建起学校教管、社团保护、法律处遇三位一体的教、查、管、护、惩全方位法律保护工作机制,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法制环境。

论单位未尽防治性骚扰义务的民事责任

性骚扰现象在机关、企业、学校等场所时有发生,因而亟需法律规制。《民法典》第1010条第2款规定了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此义务应属确保单位中个人精神健康的安全保障义务。单位是否存在性骚扰防治上的过失,除了判断单位在预防方面是否依法作为外,还应当在处置环节检视单位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存在,并是否及时采取合理的制止或纠正措施。在法解释层面,单位若未尽防治性骚扰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的规定,由单位对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但补充责任的适用既不利于受害人救济,亦不利于激励单位积极预防。故此,在立法论层面若有明确责任规范之可能,应规定单位与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单位对行为人享有追偿权。此种模式可兼顾受害人救济、单位激励及故意侵权人制裁三方面的立法目的。

民法典时代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规制

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对性骚扰行为和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行为的规范,确立了工作场所性骚扰双阶段两行为的制度架构,架设了通往其他部门法的桥梁。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规制应采用双阶行为理论,这一法律现象中包含着人格侵权和工作利益损害两个阶段,对应着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和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行为,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法律规制。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规制经历过原初形态的就业歧视模式、发展变态的结合论模式、趋势定态的分离论模式的演变历程,已从单一行为裂变为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与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行为。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从就业性别歧视发展到人格侵权,受到多元化法律规制,应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行为从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中独立开来,从依附于性骚扰行为的抗辩事由转变为法定独立义务,受到多层次的法律规制,用人单位从旁观者变成了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