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歌辞中女性词怨而不怒的情感表达

敦煌歌辞以女性口吻刻画社会对不同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内心感受,并表达出怨而不怒的情感表达特色。在文学创作时,敦煌一方面受到儒家“兴观群怨说”与“忠孝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佛家“祈愿思想”“苦谛”“因果业报”等思想,展现出温和委婉的抒情方式。因此,无论是男子作闺音还是女性的自我书写,敦煌歌辞都形成“怨而不怒”的情感表达方式。

“诗可以怨”与“怨而不怒”的再解读

"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是儒家诗学中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人与时贤对这两大命题的单独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一文,对前者的分析已到了鞭辟入里的地步。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这两个命题有着相反相成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单独分析固然重要,却难免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家元典的材料入手,合理说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橥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怨"之文化的整体意蕴。

“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及其内涵——兼及该命题的再评价

不管怎样认识儒家诗学儒家诗学，在中国古代占据主体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诗可以怨”的另一相辅而又相成的命题——“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诗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怨而不怒”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等多方面的诗学内容。本文的意图，一方面是对钱钟书先生没有谈及的问题作一补充，另一方面就前人及时贤对这一命题过多的指责进行辨析。

怨而不怒 曲折有致——评《古诗十九首》的相思离别之作

【正】相思离别,多少年来,一直是古代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伯兮》即写妇人对征夫的思念;而《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则写夫妇双方企待对方,因对方不至而产生的深切思慕哀怨之情。由于古时山川阻隔,车楫难通,一朝分离,音讯杳茫,甚至永无相见之期。如此说来,生离无异于死别!正因为如此,被誉为梦笔生花的著名文人江淹在《别赋》开首即叹道:“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这的确道出了千百年来离夫旷女乃至怀友思亲的共同心声。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也谈琴歌《胡笳十八拍》

古代声乐艺术源远流长,琴歌风格简淡含蓄,意境唯美,使其尤为蓬荜生辉。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崇高而极富有理性的把握自我,追求含蓄的表演风格,追求表面平淡至极而实质韵味深厚的审美境界。琴家自弹自唱,将琴歌作为抒发胸臆,怡然自适的重要方式。《胡笳十八拍》是古代著名的琴歌,为琴歌艺术添上光辉的一笔,内容丰富结构宏大,艺术技巧要求卓越,全曲基调悲伤凄凉,对于歌曲感情处理上应含蓄委婉,要求情感表露合理而有节制,做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唐代宫怨诗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创作风格

本文通过对唐代宫怨诗的综述,指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内在含义,并针对这种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旨在进一步弘扬我国的传统诗词文化,为广大诗词研究学者提供更多的参考素材和帮助。

“举重若轻,怨而不怒”的闽派戏曲——以闽剧《红裙记》为例

闽剧《红裙记》在王仁杰老师编剧的作品中不属于抢眼的。《红》剧很温和。没有《董李》那么机警俏皮,没有《陈仲子》那么充满哲思,没有《节妇吟》那么苦涩讽喻滋味杂陈。她就是展现了一段市井生活的样貌,貌不惊人。可她温柔敦厚,每当看她,总有倾听她的欲望,总会从中有所领悟。《红裙记》根据闽剧传统老戏《达官弟卖饼》改编创作而来。

优柔婉丽 怨而不怒——读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在镇江送别友人辛渐时所吟二首绝句的第一首。其第二首是: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丹阳,即今江苏镇江市。被送者辛渐,生平不详。少伯的送别诗总三十余首,唯送别辛渐的较多,可知是他的知己至友。芙蓉楼,镇江的西北城楼。镇江,晋时属江南道润州,王恭为刺使时,改建其函南城楼为万岁楼。

怨而不怒——新古文运动写作教学研究之一

“诗可以怨”突出的是诗歌的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也是儒家政治、社会理想在诗歌中的体现。这种怨、刺的情感是有限度的，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体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精神。温柔敦厚的中和审美原则，是孔子儒家诗学思想的要义。

儒家“怨而不怒”理论再评析

近代以来,激进思潮盛行,在此一思潮中儒家的“怨而不怒”理论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论者的着眼点基本上在“怨”的激烈程度上考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儒家此一理论的真义。

俞平伯红学观之“怨而不怒”说刍议

俞平伯关于《红楼梦》风格的“怨而不怒”说,是在红学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巧借儒家经典诗论拈出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著名观点。它是一个美学概念,认为《红楼梦》具有含蓄蕴藉的总体风格,表面平静,内藏血泪,感染力超强。此说是俞平伯以文学的眼光进行《红楼梦》研究的一项有益实践,与他本人的艺术气质息息相关,也是新时代红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项学说植根于传统审美理念的丰沃土壤中,合乎《红楼梦》文本的实际状况,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金钥匙。

幽深窈曲,怨而不怒——读贺双卿《雪压轩词》

翻看贺双卿的《雪压轩词》，卒读不忍，欲置不舍《雪压轩词》一名（（雪压轩集》，其作者贺双卿有“清代李清照”的美誉，被后人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贺双卿为清朝康、乾间人，祖籍江苏金坛，初名卿卿，一名庄青，字秋碧，因是家中第二个女儿，故名双卿。论才力情思，贺双卿实不下易安居士；但《雪压轩词》，却难与《漱玉词》相提并美。在《漱玉词》中，我们能读到少女的娇憨欢畅、少妇的忧思幽情、家国的飘摇沉落、人生的况味喟叹，但〈雪压轩词》里，我们看到的却只是悲怨凄楚、浓愁恨泪……

“诗可以怨”吗?

"诗可以怨"是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学观念,与现代西方"愤怒出诗人"的诗学理论有着重要差别。"怨"是儒家否定和限制的一种情感,"勿怨"才是儒家倡导的君子人格。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把"诗"看成是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诗可以怨"强调的是怨忿情感的有限度表达,应当控制在"勤而不怨"、"怨而不言"、"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的规范里。这一理论本质上是通过诗的艺术表现,使怨怒情感得以宣泄,得以抑制,而不是放任,更不是强化。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说

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主要通过论诗、论乐,阐发儒家的美学理论。他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之一的兴观群怨的论述极其深刻,是我国古典美学宝贵的理论遗产。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宫怨体的滥觞——《长门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帝王不仅占有巨大的财富,而且把众多妇女当作玩物锁闭在深宫中。年复一年,这些妇女在森严的宫廷律令下过着极不自由的、凄清寂寞的生活,在晨钟暮鼓中虚耗着青春。反映她们的不幸和哀怨,是历史上许多进步作家所关注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构成了古典文学题材中一个独特的分支——宫怨体。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可以说是其中最早的一篇。

水碧沙明诉清怨——论王夫之《潇湘怨词》的词风

王夫之的三组以湖湘文化为题材的《潇湘怨词》分别寄调《摸鱼儿》和《蝶恋花》,以寄托自己作为明室遗民的亡国哀思。前两组仿效辛弃疾《摸鱼儿》词体,其兴意寄托也略相似,但词风有明显的不同。三组词婉约哀怨中带着刚健豪迈,这样的词风是与其"以乐景写哀"等诗学思想主张以及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有关的。

魏晋时代非中和艺术观:怨愤孤忧

“诗缘情”可以说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中心命题,怨愤、孤忧则是这一命题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诗缘情”是对个体主体存在的直接肯定,怨愤、孤忧则是对伦理纲常的直接对抗。所谓缘情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缘怨愤之情,缘孤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