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边疆省区在全国共同富裕态势下的进一步发展探析——以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及总体供给模式统筹拓展为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都予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并指导人们在发展的实践中努力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在1949年之后因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在场”为边疆与内地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新时代高质量的共同富裕需要全时空共进。中国西部边疆省区的发展在全国共同富裕的态势下,其共性之中的个性问题比较突出,但学界对边疆地区的共同富裕问题关注度不够,需要提高认识并加大研究力度。西部边疆省区的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依托国家多年在西藏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总体供给模式,加大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力度,促进高质量共同富裕的实现,进一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提供支撑。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历史和理性认知——以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制度有效性为视角

西藏经济社会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央的"特殊关怀"形成了中央制度供给中的特例——中央总体供给模式。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在不同时代和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应适性内容,形成了党的治藏方略的外围理论。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制度有效性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以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制度有效性为视角研究中央召开第七次西藏工座谈会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理论意义。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制度诉求与路径选择——基于总体供给模式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使命任务。虽然扎实推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制度逻辑明晰,但也还存在着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农村共同富裕、精神共同富裕等普遍和特殊的制度诉求。总体供给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西藏实践中得出的学理性和实践性总结,健全对口援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特殊优惠政策、区域合作等制度供给,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民主改革60年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对西藏二元经济结构改建的影响及建议

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对二元经济结构演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由混沌一元经济结构演进到当前的次级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使次级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型,除了要继续保持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连续性以达到要素集束分配,还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配置资源、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人才强区、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等方面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试析中国西部边疆总体供给模式效能和普适性扩展机理——以非典型二元为中心兼议边疆经济学的建构

马克思的“城乡对立运动”观点,是启迪认识发展问题中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起点,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的探讨,形成了一个从学术研究到实践的逻辑链。其中刘易斯的贡献,不限于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学理分析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助推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在改建之中的国家决策逐渐明晰化。“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民族工作的关键内涵,使得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脉络贯穿在边疆发展之中,有力地解决了西部边疆地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时期的发展问题。此中需要探明的一个重要事实与取向,即西藏乃至西部地区客观存在的非典型二元结构,是国家“总体供给模式”的一个体现。该模式的形成是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对西部经济社会推动的必然,又是1999年之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依托。以西藏与西部边疆地区为例的史实,说明了非典型二元结构所包含的总体供给模式,有着不可或缺的效能和普适性扩展机理。这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学,认识边疆经济加快发展的机制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命题的演进与西部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途径探讨——以总体供给模式的制度形成机制为视角

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西部民族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依照新中国70多年的建设经验,须认识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思路和总体接轨实践的重要性。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央对西藏实行的总体供给模式现已遍布西部各省区市,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推动了面积占大半个中国的西部地区的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构成东西部循环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础平台。对此平台运行机理予以阐析,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央对西部的优惠政策和制度供给,使其融汇于国家整体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环边疆带经济重构的制度优势研究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蕴涵了在人口众多国度共同富裕命题的指向。区域空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显现了人口和地理经济的特点,事实形成了环边疆经济带非均衡化的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对环边疆带经济予以赋能,以解决边疆发展不充分的难题。纯粹以区域经济学理论来推导环边疆带经济一体化,有其“盲区”,以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总体供给模式为视角,重新审视双循环命题下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将会有新的启发。总体供给模式路径下的双循环,将建构出沟通环边疆带经济的一个通道,由总体供给模式修正后的“飞地经济”和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推进双循环环边疆带经济一体化更加具象的抓手,助推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